成本太高，几乎不可能让它们变成能够在开放市场上与沿海企业竞争的营利性企业。1978 年时一半以上的国防工业位
于内地的「三线工厂」，这是当年毛泽东为降低受到外来攻击的威胁而迁过去的。现在中国已经与各国建立了和平的关
系，有些工厂、或至少是工厂的一部分，获准搬回沿海地区，这使它们不但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商业
机会、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方式。＇1895＇例如，为军队生产电子产品的内陆工厂在深圳成立分支机构生产收音机、电视机、
计算器以及其他内销和外销的电子消费品，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引入外国技术、打入民用市场，还可以把新技术转移到仍
留在内地的工厂。
在 1978 年，中国的军事技术远比民用技术发达，但是邓小平很关心技术军转民的「溢出」作用，也关心国外发
达的民用技术如何向中国的军事工业「溢入」。例如，邓小平很想学习日本二战后如何迅速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
＇1896＇但是他也从日本的经验学到了利用「溢入」效应。1978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他建议中国学习日本在二战后对
造船技术的利用：日本通过生产过程的转型在民用船舶制造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使之后的日本不但能造船，而且能够
为海军建造现代军舰。＇1897＇
1982 年中共十二大后，大批军企转为民企身分，并获得了在市场上赚钱的机会，这一变化在 1985 年以后有助
于减小军队的规模。例如，大批铁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铁道部和首都建筑公司的下属单位。在十年内把深圳从一个小镇变
为大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建筑公司，主要就是由过去军队的建筑单位在军转民之后成立的。
在这些变化发生之前，制订科技规划相对容易，然而向国际民用技术开放所导致的复杂性却要求全新的更为广泛
的协调能力。1982 年一个新的机构「国防科工委」成立了，以便为规划民用和军用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全面协调。1986
年又制定了「863 计划」，协调民用和军事先进技术的研发。＇1898＇
1980 年代军队运作的商业化是个混乱无序的过程，它对试图控制这一过程的官僚机构而言无异于一场噩梦。但
它最终也带来了邓小平所设想的很多好处。它减少了军队对政府财政的需求，满足了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使企业变得
更有效率，改善了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为复员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民用技术的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
被应用于改进军工生产。尽管如此，这仍然仅仅是个开始。虽然邓小平在 1980 年代对国防工业和军企的调整取得了一
定进步，但军企从内陆地区向沿海的转移、克服官僚作风和提升人员水平的过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
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于自身
使命的精神。很多军队领导人对非法敛财的行为及其对爱国主义战斗精神的侵蚀深感担忧。被这些问题困扰了几年之后，
较下层的军事单位收到了禁止参与商业活动的命令；然而较高层的、专业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尽管有很多解放军企
业以失败告终，也有一些在改革开放早年成立的合资企业发展得非常成功，少数企业后来还成了世界级的国际公司。
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1991 年的波斯湾战争使中国领导人看到，外国的军事技术在 1980 年代取得了多大进展、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
后，而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却限制军事预算，将资源转向民用经济。但是，通过把军事冲突的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上，邓小
平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危及国家的安全。
然而，在 1995 年，当邓的接班人面对李登辉总统可能会宣布台湾独立这一切实的可能时，他们断定这一危险已
足以促使中国必须作好军事准备，不仅要攻打台湾，还要阻止美国在可能的冲突中支持台湾。中国需要阻止美国的军舰、
飞机和军队接近台湾，以增加美国武力干涉的成本。从 1995 年开始，由于江泽民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军费
的增加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国接近台湾所需要的能力。由于中国的能源
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既不是这一过程的启动者，也没有为
他的接班人制订建立现代军队的计划；但是他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
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181＇作者感谢以下研究中国军事的专家的意见：Kenh Allen； Dennis Blasko； John Corbett；
Andrew Erickson； David Finklestein； Taylor Fravel； Paul Godwin； Ellis Joffe（已故）； John Lewis；
Nan Li； David Shambaugh； Eden Woon； Larry Wortzel； and Xue Litai。对中国军队的一般介绍可
参 见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2）。 对中国战略思想的全面评估见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对 80 年代中国国防的一般介绍见 Paul H。 B。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3）。 有关中国军队的一般性着作见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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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4），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4165。支绍曾、雷渊深：〈中央军事委员会〉，收入《中
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183＇SWDXP2； p。 75。
＇1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7 年 8 月 23 日，页 6269；程中原、
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 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 4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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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Indochina War； 19781981；〃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