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不同专家团体的意见。前《人民日报》记者吴国光是体改办的成员之一，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以
1986 年至 1987 年的中国政治改革作为题目，他指出了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体改革观的不同。邓小平希望通过高度积
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赵紫阳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邓小平较为狭小的目
标，也需要政治改革的研究者思考提高人员士气的方式。作为探讨这个问题的小组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何种
机制能让下级表达意见。＇1966＇
从 1986 年 11 月到 1987 年 4 月，体改办和不同的干部专家一共组织了三十多次研讨会。＇1967＇虽然报告的定稿
需要邓小平批准，但赵紫阳和鲍彤有权力选择参加会议的专家。他们所选的专家包括了解东欧国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
和 1949 年前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体改办评估了党、政府和全国人大的作用，听取了处理过不同地区实际问题的地方
干部的意见。政体改革小组还致电中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让它们收集有关不同政体的信息。新华社和中共驻港机构
也协助搜集了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的信息。虽然之前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邀请了很多外国专家，但并没有请他们参加讨论
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研讨会的发言者对于「政治改革」的涉及范围持有不同看法。「政治改革」一词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怀抱希望的知
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回应邓小平的号召，对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谨慎地重复着邓小平对效率的强调，
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一些远超出行政效率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鲍彤在公开讲话
中有意识地引用邓小平的话，以表明自己是在遵令办事。但赵紫阳和鲍彤显然坚信党应当放弃对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
的严密监督。他们认为，这样其实可以使党更有力地行使全面领导。＇1968＇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观调控间接引导经济一样，
党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总体性的指导。
1987 年 1 月，在学生示威受压、胡耀邦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北京的政治气氛转趋保守。为
应对这一股寒流，赵紫阳请胡乔木和邓力群参加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的会议，以便让思想正统的老同志也能在讨论中充
分表达意见。＇1969＇ 新的气氛限制了有关政改的讨论，但并未使其停滞。赵紫阳在 1987 年 2 月 4 日提议加强工会的独立
作用，给其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还记得在 1949 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工会曾受到鼓励发挥更大力量
抵制资本主义趋势，因此他预期党在未来会重新鼓励独立工会，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研究者也讨论了
改变全国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从一个徒具形式而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转变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观点进行有意义讨论的
权力机关。＇1970＇
邓小平在 1987 年 3 月与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的会谈中说，政治体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
稳定，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1971＇他没有提到扩大自由或倾听民众的声
音。但是邓在 1987 年 4 月 28 日跟赵紫阳见面时明确表示，虽然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希望继续考虑政治改
革。赵紫阳对收紧的政治气氛有所担心，请求邓小平同意重印 1980 年 8 月邓支持政改的讲话。邓小平答应了这一请求。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更加明确地拒绝了知识分子提出的扩大自由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的
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对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
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1972＇ 很多知识分子在 1986 年底一厢情愿地希望可以在
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该愿望在 1987 年并未实现。听过邓小平的意见后，赵紫阳在 5 月 13 日发表了有关中共
十三大筹备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标志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表明十三大将把政治改革计划列入会议内容。
但至少就当时而言，政治改革并不包括扩大民主实践的步骤。
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落马
1986 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及其妻子艾美黛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
学生示威，中国电视上的这些新闻也点燃了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中国在 1980 年初只有大约 350 万台电视机，随着
电视机产量的爆炸性增长，到 1985 年初已超过 4；000 万台。＇1973＇
包括经蒋经国在 1986 年 9 月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的大选激动人心：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
「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1986 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 1976 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 年 5 月 29 日，
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
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
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承认一些学生得出这种结论不足为怪，因为在 1978 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一
些失误。他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1974＇ 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
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
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方励之是一
名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不管他在哪里发表激进言论都会听众如云。例如，1986 年 11 月 18 日他在上海同济大学说：「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他又说，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他向听
众讲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如何冲破教义传统的束缚，并嘲笑毛泽东称赞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富有智慧。他斥责了胡
乔木，说如果他懂天体物理学，那么科学家会欢迎他讲话，不然的话他还是少说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安徽
1986 年的中国电视观众从电视上了解了国内外大事，
省前省委书记、最开明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万里想限制一下方励之，说他已经给了方励之足够多的民主。方励之则回答说，
万里当副总理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无权决定允许多少民主。
如果方励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难及时把他打压下去。然而方励之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是中国试图培
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 16 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教授。1986 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顿
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数月后归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当时还不是互联网时代，但听众把他的
讲话录音和讲稿向各地的朋友传播。1986 年 12 月 4 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之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在 12 月 8 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为了安抚学生，承认大学的条件确实有待改善——这成为后来
保守派批评他对示威学生太软弱的理由。第二天是 1935 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武汉、西安和合肥的
学生再度走上街头。虽然中国的电视台封锁消息，但学生们热切地收听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有关
示威的新闻。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
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
件往往很糟糕，八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
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1975＇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
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
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1976＇
在方励之点燃了唤醒学生的星星之火后，示威活动蔓延至北京和其他大约 150 个城市。各地领导人承担着控制学
生运动的责任。12 月 18 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
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
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
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此后几天，由
于学生们忙于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学生游行也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1977＇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12 月 27 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杨尚昆被召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