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科学进步
邓小平在 1977 年复出不久后便说：「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663＇
不懈努力，很多知识分子并未获准回来从事有用的工作，因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受批判的科学家与批过他们的年轻造
反派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冲突。科学家就像大学教师一样，生活条件仍很恶劣。
尽管有胡耀邦在 1975 年的
科研人员几乎完全是在各自的科研单位从事自己的工作，而文革期间被派到大学「支左」和批判「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工宣队和军队，仍然占据着校园并对科学家发号施令。邓小平认为这种局面太不像话。他宣布：「工宣队的问
题必须解决。他们和派去『支左』的军队都要撤出来，没有任何例外。」＇664＇
邓小平对科学家不断发出的怨言也作出了回应。科学家们认为专业工作应当由内行来领导。邓小平作出指示，每
个科研单位要有三个最高负责人，党的领导抓全面的政策，但单位的基本工作要交给懂科研的人领导，还有一名领导要
管「后勤」，负责改善生活条件，保证科研人员的工作有充足的供应。邓小平知道知识分子对仍要花大量时间参加劳动
和政治学习感到不满，因此作出一条规定：科技人员每周六个工作日中至少要有五天用于基础研究。
由于国家科委在十年前被撤销，1977 年时没有一个全面管理科学研究的部门。需要优先考虑恢复哪一些领域？
如何培养人才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对此，邓小平 1975 年曾让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小组起草有关科学发展的文件。但
他在 1977 年又指示说，要重建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便协调科学发展的工作；还要制定一个七年规划，取代第六个五年
计划（1981 年1985 年）中有关科学的内容。1975 年按邓小平的指示制定完成、曾被激进派打成「三株大毒草」的
文件又被拿了出来，成为新规划的基础。
1975 年的规划可能是邓小平的起点，但是在赋闲期间，他对国家的梦想又有所提高。他认为，中国已经增加了
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这使规划的制定者能够、也应该为科学发展确定比 1975 年更高的目标。为了雄心勃勃的新战略，
他不断从杰出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中寻求建议，并且与全面负责科学和教育发展的政治局委员方毅密切合作。方毅和国家
科委被指定负责抓工业、军事和其他部门的科学发展，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大学以及独立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
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和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665＇
与社会科学相比，邓小平更加重视自然科学，但是他相信社会科学枣包括经济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对不同
社会的研究枣也是引导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7 年 5 月，华国锋同意了根据邓小平 1975 年的指示成立独立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1977 年秋天中国社科院成立时有 2；000 人，邓小平复出后指派 1975 年拟定这项计划的胡乔木
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了直属国务院领导的部级单位。＇666＇它独立于教育部，使之可以相对摆脱宣传
的压力，学者们得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不必去做传播现成知识这种相对普通的工作。
新的科学发展七年规划的初步方案包括 108 个项目，提交给了 1978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的开幕词中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枣这个说法曾在 1975 年给他带来麻烦，毛泽东认为这是把
科学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然后他介绍了从美国华裔科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说，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科技革命，
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领域：高分子、核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航天和激光等等。然后邓小平以他的典型方式，安抚并
提醒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听众说，劳动总是与科技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进步具有普遍性，可以为全人类所用。
邓小平承认，一些科学家有必要从事工程学之类应用领域的研究，这可以使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加快进步。但是他关注的
重点是科学，他一再强调要学习国外的尖端科学。＇667＇
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他得玩点花样枣在与专家共同制订该领域具体发展规划的同时，还得打一场政治战。甚至在
领导挑选项目及计划工作时，他也必须继续挑战一些旧式毛派领导的认识。他说，科学十分重要，应当把它看作生产力，
应当把脑力劳动也视为劳动，要允许科学家专心从事专业工作，不必受政治活动的干扰。他虽然没有提到「红」与「专」
哪一个更重要的争论，但他的回答是明确的：「专」更重要。为了能让专家去做对实现四化最重要的事，他随时准备打
一场政治战。
1977 年 7 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他的正式排名在华国锋主席之后。但作为总参谋长，他要
负责军队的规划工作。＇668＇此外，他有多年领导军队的经历，他要维持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权，以免落入华国锋手中。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希望军队的领导干部严格服从自己，他也随时准备要求他们严格服从。军队很清楚邓小平与华国
锋相比，对军队握有更大的权力。
「实践标准」挑战「两个凡是」
中央党校在 1977 年重新开学后，很快就成了党内立意革新的学者和学员的一个中心。研究党的理论和党史的学
者从 1977 年 3 月开始工作，学校则是在 10 月迎来它的第一批学员。这一级学员共有 807 人，其中大约有 100 名学
员是由各部委和各省选送的特别有前途的中年以上干部。他们要在一个「高级班」学习半年。＇669＇
在头几批毕业后有望跃升要职的学员中，有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高级班的 100 名学员中，大多数人都在文革中受
过罪，他们既想分析过去 20 年出了什么问题，也想讨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当然，这些学员的批评和设想受到了限制，
但是在界限之内，他们对各种新思想持十分开放的态度。党校的教员和研究人员也分享着他们的热情，急切地想为确定
新时期的理论和政策方向作出贡献。＇670＇
这种探索新思想的愿望得到了胡耀邦的全力支持。中央党校的名义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但是作
为第二副校长的胡耀邦要比他们更经常地到学校里来，对学员、教师和他们的思想也有着更大的兴趣。他鼓励新思想，
教师学员对他的鼓励也反应热烈。中央党校很快就成了党内创新思想的中心，一些老干部也偶尔放下日常工作，来这里
跟教师和学员一起探讨新思想。
第一批学员来到中央党校之前，胡耀邦的部下就在 7 月 15 日创办了一份名为《理论动态》的期刊，它只供一小
批高级干部阅读，旨在探讨新思想，提出新解释，在形式上要比党的其他出版物更加自由：它是每隔几天就出一期的带
有序号的简报，不对外发行，只供内部传阅；但是它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代表可以被党接受的新思想的最前
沿。
《理论动态》在 1978 年 5 月 10 日出了第 60 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71＇该文已经酝
酿了数月，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孙长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枣他是中央
党校 1977 年秋季入学的学员枣数易其稿而完成。＇672＇ 杨西光在 1978 年初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他一向注重为
读者提供新思想，在 5 月 11 日的《光明日报》上转载了这篇文章。为安全起见，文章的署名是「特约评论员」。5 月
12 日《人民日报》和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即又被许多地方报纸转载。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
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作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对真理的认识有可能出
错，但是如果经验表明它是错误的，就应当加以改正。这样一来新的经验和实践可以带来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有表述带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灾难，也应当加以纠正。＇673＇
文章问世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读者大加赞扬，但是政治局中负责抓宣传工作的常委汪东兴和《人民日报》
前主编吴冷西却十分恼火。一周前的一篇题为「按劳分配」的文章就曾让汪东兴光火，他要求查清发表这篇文章得到了
哪位中央领导的同意（后来他才知道是邓小平及其部下支持这篇文章）。
胡耀邦和几位自由派干部利用了一项规定的空子，才使这篇文章得以面世。这项规定是，《理论动态》由「特约
评论员」撰写的文章，可以不经汪东兴及其手下人的常规审查就由报纸转载。＇674＇否则，汪东兴及其手下一班保守派人
马在文章见报前就会将其扼杀。汪东兴和吴冷西准确地意识到，此文是在鼓励对他们所信奉的正统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
如果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造成了灾难，那就应当加以抛弃。汪东兴和吴冷西也正确认识到，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
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并且是在暗指应当对此负责的人枣华国锋和汪东兴。汪东兴认为，没有共
同的信条就无法维护党的团结，他亲自给胡耀邦打电话，批评他同意发表这种文章。＇675＇
邓小平后来对胡耀邦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他并没有注意，争论热起来以后他才找
来看了看。他说，这是一篇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文章。他表扬了胡耀邦组织的《理论动态》理论班子，并且说应当
让它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