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会议。其实，三中全会仅仅是正式批准了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热烈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召
开工作会议时距离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已经两年，对各种观点都可以重新展开讨论，人们不必再担心被指责为
对毛泽东不敬。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称赞这次会议说，它标志着我们党又恢复了畅所欲言的民主讨论传统。他说，
这是自 1957 年（当时的「双百方针」鼓励自由表达）以来党的会议上最好的讨论。＇736＇ 有人认为，它是自 1945 年中
共七大以来最好的会议，还有人认为，它是自 1941 年至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最好的一次会议。＇737＇
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华国锋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讲话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
着什么。他在 11 月 10 日宣布开会时说，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农业和 1979 年至 1980 年的国家发展计划，还要继续讨
论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的内容。他的会议计划，与邓小平一年前在广东军队会议上倡议的完全一致：结束对「四人帮」
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但是会议开始两天之后，华国锋的会议计划却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
华国锋和邓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气氛会发生如此彻底而迅速的改变。邓小平在几周前就为会议准备好了讲话提
纲，并安排胡乔木和于光远帮他作了充实。＇738＇ 但是 11 月 14 日他访问东南亚归来后，听说北京的气氛已变，又让他的
笔杆子为他写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讲话稿。＇739＇
叶帅很快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11 月 11 日，他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
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 11 月 11 日到 25 日之间。当邓小平 15 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
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
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740＇
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共有 210 名中共最高层干部。与会者中有很多党政军大员，包括中央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各省级单位党委的两名最高领导和一些退居二线的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还包括一些能够提供宏观理论视野的党员。华国
锋在致开幕词时宣布，会议原计划开 20 天，但也许要开得更长一些。最后，会议一直开了 36 天。与会者们把自己关
在从中南海步行即可到达的京西宾馆，因此讨论在晚上、周末和正式会议之外都可以继续进行。＇741＇ 会议的形式枣包
括全体大会和分组会枣以及把与会者关在宾馆中的做法，都与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规定和方式一样，但是在
上次会议的 20 个月之后，政治气氛已全然不同。
这种会议的形式便于所有与会者参与。除了四次全体会议之外，与会人员按地区分为六个组（华北、东北、华东、
中南、西南和西北）。各组的与会者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每天会有一份各组的会议简报分发给全体与会者。当某一分
组要把它的观点写入报告时，成员以举手表决方式作出决定。＇742＇邓小平像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一样，没有参加分组会，
但他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报告。＇743＇
华国锋在会议开始时就意识到，很多与会者不满于「两个凡是」和对 1976 年「四五」运动示威者的严厉批判，
不满于他不愿为更多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平反。＇744＇「四五」事件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华国锋已经作出的调整仍不足
以使众多参会者满意枣他早在 1977 年 3 月的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承认，4 月 5 日去天安门广场的大多数人都是为
了悼念周恩来，然而，这次示威仍被贴着「反革命事件」的标签。1978 年 11 月的大多数与会者对这种不公正的做法
感到气愤。＇745＇尽管华国锋再次表示，邓小平没有参与「四五」事件，但很多老干部认为，正是由于这个事件，邓小平
才被再次打倒并为华国锋所取代。因此对该事件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邓小平的评价，很多人坚持要对它重新评价，
把它定性为一场「革命运动」。＇746＇
华国锋在最初的讲话中着重于四个现代化，希望以此回避政治分歧，只讨论已经达成高度共识的经济问题。华国
锋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精心准备的，为安抚他的批评者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他完全不提「两个凡是」。在说明了会议日
程之后，他明确表示准备接受外国的贷款、技术和商品，将其作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不曾准许的。
他没有直接否定政治运动，但是他说，他曾慎重考虑过是否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全社会进行动员的运动，但最后认为
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还不如用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华国锋还对与会者表示，他曾经指示在批判大会上不
应当游街。＇747＇很多希望推进改革、加快老干部复出的与会者也承认，尽管华国锋没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阶级斗争，但他
为结束这些运动里最恶劣的暴行作出了很大努力。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也很难不赞同华国锋讲话的主调。
在 11 月 13 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当纪登奎副总理就农业问题发言时，华国锋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
面。大多数与会者都曾有过负责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亲眼见证过大跃进后的饥荒。虽然中共是依靠农民的支持才得以
上台执政，但与会者深知由于政策失误，造成了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严重的粮食短缺仍在继续，宝贵的外汇需要用来进
口粮食。参加会议的领导人面对忍饥挨饿的农民和六神无主的基层干部，不得不处理这些灾难造成的后果。尽管中共把
犯下这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它仍难以免除施行这些恶劣决策的责任。干部们越来越
愿意私下说出当时还不便公开讲的话：毛泽东要承担部分责任。＇748＇
在这种背景下，纪登奎的讲话让与会者感到农业政策的制定又恢复了诚实坦率的作风。他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
浮夸吹牛、盲目乐观、空话连篇的语言，坦率而全面地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国家的农业政策变化太快，难以
预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况。与会者知道党必须解决仍然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纪登奎提议，为了解决农业问题，要
增加农业投资，改善种子和化肥供应，将农民可用的贷款数量翻一番，把粮食收购价提高 30％。＇749＇
但是，纪登奎的开放态度和华国锋的安抚姿态，却不足以平复对华国锋的不满。很多与会者认为，华国锋已不再
能提供党所需要的最高领导。例如，会议开始后不久，中南组的与会者就一致宣布，他们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750＇ 11 月 11 日，即会议的第二天和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很多与会者就群起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进一步开
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们要求为那些已故的备受尊敬的干部正名，并让自己过去的同事恢复工作。
11 月 11 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干部，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一
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叶帅在当天劝告华国锋说，要么接受已经变化的政治情绪，要么做好被人抛在后面的准备。
＇751＇华国锋很清楚自己别无选择。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知道，赫鲁晓夫在 1964 年是如何被布列兹尼夫等人领导
的政变赶出了领导层。
11 月 12 日又有九人在分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华国锋和汪东兴此前拒绝纠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陈
云。有的会议纪录错误地认为，是他那篇由胡乔木润色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其实在他讲话之前气氛已经发生了变
化。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小组讨论里提出了这一点。不过，陈云的发言利用人事纪录，确实提供了全新而详尽的材料。
陈云做人事工作几乎可以追溯到 40 年以前，这使他的发言更有份量。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否定了华国锋把经济问题
作为重点的做法。他反驳说，为了调动干部的热情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具体而
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以清白：
（ 1）以薄一波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 61 人「叛徒集团」；＇752＇
（ 2）在 1940 年中组部决定中所提到的那些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应予恢复党籍；
（ 3） 1937 年入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人，他们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叛徒；
（ 4）已故的彭德怀元帅，应当为他恢复名誉，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 5）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还说，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党的杰出领导人，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仍应该为自己的错
误承担责任。＇753＇
不难想像，陈云是带着某种情绪讲话的：他的怨气很深。这尤其是因为，华国锋没有重新安排他担任要职，而且
汪东兴拒绝印发他在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应当让邓小平复出的讲话。但是他并非唯一带着强烈情绪发言的
人，在所有的小组中，发言者们长久受到压抑的怒气都喷涌而出，他们强烈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那些被冤枉的好干
部回来工作。发言者能够对那些仍没有获准恢复工作的人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人都了解受到凌辱和肉体摧残是怎么一回
事。在所有六个小组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