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所有六个小组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要求谴责已故的康生枣他对许多人的死
亡负有责任，而且，他的前秘书李鑫甚至当时仍在协助汪东兴阻止平反冤案。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对汪东兴乃至华国
锋的不满越烧越旺。
中央工作会议进行的前几天，会议气氛就已经反映在了承担着维护北京治安责任的北京市委的行动中。林乎加在
10 月 9 日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取代了曾经负责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吴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开始考虑何时以及
如何释放那些因参加「四五」示威仍被关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准备可能发表的声明草稿。
林乎加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并且是华北组的组长。在叶帅与华国锋见面和陈云发言之后，他充分意识到气氛
正在发生变化，并于 11 月 13 日召开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会后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公报，其内容远远
超出华国锋有关「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让步。公报说：「广大群众在 1976 年清明节聚集到天安门悼念敬
爱的周总理？？他们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犯下的罪行。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应当全部
予以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754＇
北京市委属下、当时由林乎加负责的《北京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份公告。接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三位媒体干
部枣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们还同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枣大胆
地决定在各自的媒体上报道《北京日报》的文章内容。第二天即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就以大字
标题刊登了《北京日报》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1976 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新华社也立刻宣布
不仅群众从事的是革命行动，而且事件本身也是革命性质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又在 11 月 16 日转载了新
华社的声明。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三位大胆的主编觉察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
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755＇胡耀邦责怪他们三人不但不告诉政治局，甚至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涛回答说，他们
认为假如请示胡耀邦，他就要为这个决定承担重大责任。那还不如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先把它发表出来再说。＇756＇
公告的发表在会议上掀起一股兴奋的热浪。不难理解，林乎加会担心他的大胆举动将招来批评。11 月 16 日，文
章在两家报纸上登出后，他打电话问其中一个主编，那个头条新闻是由谁批准的。当得到答覆说转载《北京日报》内容
的决定只是由主编作出之后，林乎加说，他可以为《北京日报》的文章承担责任，但其他两个主编则要为自己报纸上的
头条新闻负责。林乎加害怕华国锋会生气，又打电话给华国锋作出解释，并请求他谅解。让他大感意外的是，华国锋并
没有责怪公告的发表。 ＇757＇事实上，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三天后的 11 月 18 日，华国锋竟然为《天安门诗抄》这本歌颂「四
五」运动参与者的新书亲笔题写了书名。报纸还印发了华国锋题写书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
白了其中的含义：华国锋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华听从了叶帅的劝告：顺应正在变化的气氛，以免被人抛到后面。
＇758＇
11 月 25 日华国锋按计划做了例行讲话。这篇讲话并不是检讨，而是宣布他接受党内的主流观点，并打算继续任
职，即使这意味着他要代表与他先前赞成的意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同意 1976 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是一场真正的
爱国主义革命运动，对参与者要全部给予平反。
华国锋承认，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继续对导致批邓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他建议，给 1967 年 2 月
因抵制文革而受到陷害的人（「二月逆流」）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
陶铸案平反；摘掉给杨尚昆扣上的反党阴谋分子的帽子，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并重新作出任命；对康生进行批判。
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解决政治问题。＇759＇他还承认，大多
数与会者感到纪登奎关于农业的讲话仍不够充分。华国锋在讲话中也不再提大寨这个样板。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
欢迎。＇760＇
12 月 13 日他又做了一次讲话，承认自己也犯过一些错误。
通过对已经变化的政治气氛作出让步，并在一些问题上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华国锋避免了一场内讧。＇761＇如他
所说，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有不少人认为，由于气氛的决定性变化在当年夏天和秋天就已形成，并且在中央工作会
议的前三天变得十分明显，华国锋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他被允许保留党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
通常当新的政策路线被采用时，拥护以往路线（现在被称为「错误路线」）的人需要进行自我批评，宣布支持「正
确路线」。然而，华国锋的一些亲密同事并没像他那样圆滑地赶紧调头。时任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就
坚决反对为大批干部平反和打破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他当时仍掌管着「专案」和宣传工作。老干部们认为，汪原本是作
为毛的忠实卫士获得了他不能胜任的职位；而他在两年前逮捕「四人帮」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又让他保住了这个本来
就不应属于他的职位，并使他能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阻碍进步。华国锋在 11 月 25 日接受了党内的大气候以后，有两名
与会者确信风向已变，于是未经协商就开始点名批评汪东兴。他们斥责汪阻碍老干部复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坚持「两个凡是」，讲邓小平的坏话。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将汪看成给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摆脱僵
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大障碍。
汪东兴拒绝作出口头检讨，不过他在 12 月 13 日会议结束时提交了一份书面检讨。＇762＇他承认自己在处理专案工
作上犯了错误：「我对纠正冤假错案重视不够，行动不快，工作不力。」他也同意遵照中央的决定，将中央专案组和「五
一六」专案组的材料转交中组部：「我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我恳求党中央免去我的这些职务。」＇763＇吴德和李鑫也
受到了批评，张平化则在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被撤职。吴冷西、熊复和胡绳这三个笔杆子枣他们跟华国锋和「两个凡
是」站在一边枣受到了严肃但较为温和的批评。
华国锋和汪东兴暂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的三个支持者枣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枣也留在政治局内。
迅速崛起的头号领导人邓小平对工作安排作了一些改变，但是他决定，已经作了检讨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员不必撤
换。＇764＇他要避免对抗，以免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权力斗争。
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地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
来新路线的论坛。在小组讨论中，一个又一个发言人介绍自己应付粮食短缺的工作经历，主张国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彻
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这些讨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舒解的机会，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过去不敢
正视的失败，这些失败造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大量苦难与死亡。即使他们把主要责任推给上级，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责
任；对许多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从未彻底愈合的伤疤。
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并仍然反
映着思想上受到的禁锢。胡耀邦还大胆主张，政治和经济活动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如果集体所有制管理不善，调动不起农民的热情，它也不可能有效
率。＇765＇这些话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对于把农业生产队分解成生产小组的普遍支持。不过，当时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
万里（他当时在安徽试验在生产队下面搞更小的生产组）在内，都没有提到包产到户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们知道，
这种讨论将在党内上层引起很大争议，动摇那些仍在试图维持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干部的权威。＇766＇
参加分组会的人也讨论了各种经济问题。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后出任广东省省长）强调了政治稳定的重要。他
提醒人们说，1949 年以后有三个增长相对较快的时期：建国后的最初几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年1957 年）和
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1961 年1965 年），这些也正是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他还提出，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更好
地满足对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认为，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他看来，应当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并降低
出口税以增加出口。＇767＇
工作会议快要结束时，与会者转向了另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哪些人应当增补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
委。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人事决定，但以后将作出这种决定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工作会议。由于邓小平不想撤换政治
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因此与会者同意，为了在短期内补充新成员，只能扩大政治局。他们认为，以后只要有人
退休或发现不合适的人，政治局的规模就会再次缩小。与会者接受了邓小平「只进不出」的意见，以及新委员应当是「敢
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