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偃旗息鼓，很多多年不敢讲话的中国人十分渴望有畅所欲言的机会。有人想反击迫害过他们的人，有人要保护自己，
还有人只是想诉说自己及其亲友蒙受的苦难。
有些党的领导人从这种被压抑的怨气中，看到了用来对付其敌人的机会。还有一些人并无政治目的，只想表达个
人感情。但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对制度有全局思考的中共领导人担心，如果允许「太多的」自由，允许有组织的抗议，
国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样的混乱。在政治运动或大饥荒中本人或亲人受过苦的有数千万人。强烈的敌对情绪不但针
对欺压乡里的地方干部，而且针对上一级干部，因为他们都属于造成这种灾难的体制的一部分。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
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
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又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 1949 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
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判断民众的批评浪潮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秩序崩溃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并无公认的标准。因此，对于如何设
定和维护这条界线，他们内部也难免发生分歧。主管科学、高教、青年事务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代表与他们共事
的人的观点，一般会赞成较多的言论自由。负责公共治安的干部则较为慎重，主张对自由进行更多的限制。宣传部门的
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愿意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职责的过
程中，也有很多人在传达和实施这些限制时变成了小暴君。
同时，敢于试探可允许的公开讨论界线的人，一般说来都不是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人。那些「阶级出身不好」
的党外知识分子多年来已经被吓得噤若寒蝉，也没有站在公开批评的前列。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冲击言论边界的人，
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党员和老干部，或是有当权的亲朋好友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人。
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
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深切疑虑时，他会迅速收紧控制。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感受到了群众对于结束文革、
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广泛支持，因此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扩大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两次论战一次是
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并对公众开放的，它最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道墙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西单民主墙」，后
又扩散到全国其他城市。另一次是党发起的论战，只局限于党内，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主管文化政策的领导干部走
到了一起，探讨他们在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民主墙：1978 年 11 月1979 年 3 月
在中国的村镇、城市社区以及公车站这类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宣传栏上张贴官方公告和报纸，是一种延续了多年
的习惯。北京最受公众关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门以西几百米处的西单一面墙上的宣传栏。这道巨大的灰砖墙有三米多
高，二百米长，它旁边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车站之一，有多路公车交汇于此，乘客熙熙攘攘。在文革期间，西单墙上贴满
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枣他们被称为「走资派」枣的大字报。在 1976 年 4 月 5 日示威期间，墙上又
贴了许多谴责「四人帮」、歌颂周恩来和拥护邓小平的大字报。
1978 年 11 月 19 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到一周后，在新的政治气氛下，报刊销售点还尚未开售的共青团杂
志《中国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页一页贴到了墙上。共青团这个培养未来党员的部门，此刻站在了群众为扩大自由而
努力的前线。这本共青团杂志在文革期间被关闭，几个月以前它成为最先获得复刊批准的杂志之一。在胡耀邦的鼓励下，
共青团的干部把杂志第一期送厂付印，计划于 9 月 11 日发行。但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看到打算刊出的内容后，立
刻下令把它撤回。他批评说，杂志没有华主席的题词、没有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却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
可是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并不那么容易屈服。几天后的 9 月 20 日，一些杂志被送到了报刊销售点。 ＇81＇但是到了报
刊销售点后，汪东兴马上又让人把杂志全部收回，不许再发售，并禁止它再发行。11 月 19 日出现在西单墙上的，便是
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发行的杂志，这件事发生在北京市委决定给「四五」事件平反的四天之后。
张贴出来的杂志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这份共青团杂志中的一些文章强烈要求为那些因参加「四五」游行仍在蹲监
狱的年轻人平反。还有一些文章反对「两个凡是」，提出的问题不但涉及林彪和「四人帮」，而且直接涉及毛泽东。有
一篇文章说：「请大家扪心自问，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林彪能获得权力吗？请大家扪心自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
叛徒？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能达到打倒邓小平的目的吗？」 ＇82＇不难理解，毛泽东的前贴身卫士和忠实的维护
者汪东兴，为何会对这些批评感到恼火。
共青团的杂志张贴出来以后，几个大胆的人又开始张贴另一些材料，许多材料批评了 1976 年清明节的镇压。最
初，一些路过的人对大字报连看都不敢看，更遑论张贴新的大字报。然而几天以后，并没有人受罚，尤其是有传言说邓
小平支持张贴大字报的自由，于是人们变得大胆起来。经历了信息受到严密管制的十年文革之后，很多人仅仅是好奇。
还有些人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任何「错误观点」都可能引致惩罚和侮辱，甚至被下放农村，所以仍然心有余悸。然而
随着新的大字报在西单墙继续出现，那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兴奋感。
有些人张贴诗词、简略的个人描述或哲学文章。有的大字报是用毛笔书写的，也有的是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纸张上
的诗文。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变化。还有一些
贴大字报的，是因为突然获得自由而异常兴奋的年轻人，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缺少经验和智慧去恰当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在文革的恐怖时期，个人不敢检验自己的观点，群众运动并不能使他们在策略上变得成熟。此外，鼓吹
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 ＇83＇还有一些人写道，他们被灌输的
一切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枣全都是错误的。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或简称「民主墙」，
在最高峰时，每天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类似的墙也出现在了全国其他一些城市。
大字报写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报复采用了化名；也有些人为了要求得到赔偿而采用真名实姓。一些偏远
地区的人，也千里迢迢来到城里张贴他们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或有亲人遇害的人，终于有机会诉说他们
的遭遇。那些仍有亲友在农村、监狱或被监视居住的人，要求为受害者恢复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亲人，要求为他们的
家人恢复名誉，以使他们自己能够脱离苦海。在 1967 年后下乡的 1；700 万知青中，当时还只有大约 700 万人获准回
城。 ＇ 84＇很多抱怨来自于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农村忍受贫穷的人。还有一些政治上老练的人，
隐晦地提到党内正在发生的争论，抨击「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四五」事件。
11 月 26 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作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党
魁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
出气。」 ＇85＇邓反问道：「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86＇此外，叶帅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众用大字报
表达他们的观点。
同一天下午，当《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约翰？弗莱泽（John Fraser）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一起去看
西单民主墙时，围在他们身边的数百人听说诺瓦克次日能见到邓小平，便让会讲汉语的弗莱泽将一些问题转告给诺瓦克，
让他向邓小平提出。弗莱泽答应第二天下午向他们报告结果。当弗莱泽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回到民主墙时，有数千人已
在等着听邓小平的答覆。当听弗莱泽说到党很快要为彭德怀正式恢复名誉时，喝彩声响成一片。当他说邓小平表示「民
主墙」是一件好事情时，人们又释然地报以欢呼。＇87＇
随着人群每天在西单墙前聚集，异常兴奋的中国人渴望了解情况，急切地与外国人交谈，向他们提出了一大堆有
关民主和人权的既幼稚又极为真诚的问题。例如：你们国家由谁来决定报纸电台的报道内容？ ＇88＇多年来一直希望民众能
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外国记者，热情地向本国报道了民主墙前真诚的交谈和热烈的气氛。虽然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向中国人
报道西单墙上的内容，但是它们透过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传回了中国。
西单墙前的群众一直很守秩序。但是几周之后，有些人开始贴出有政治诉求的言论，要求民主与法治。北京的公
安干部报告民主墙附近有一些打斗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