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干部报告民主墙附近有一些打斗情况发生，并担心那里有增无减的人群可能会威胁到治安。事实上，邓小平在 11 月
底与佐佐木良作的谈话中就已经警告说，有些大字报的言论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实现四化。但是，在民主墙出现一个月之
后，当三中全会临近结束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仍然愿意支持用大字报表达意见的自由。例如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
幕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89＇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的 12 月 13 日，邓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员、也是为他写三中全会讲话稿的笔杆子之一于
光远叫到一边，让他草拟一篇支持西单民主墙的讲话。他对于光远说：「有点儿反对的声音有什么坏处？」＇810＇尽管《人
民日报》没有报道西单的事情，但报社里支持「民主墙」的人在 1979 年 1 月 3 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社论〈发扬民主和
实现四化〉，其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
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811＇
民主墙上的言论在 1 月中旬变得更加政治化。1 月 14 日，一群人打出了写有「全中国受迫害的人」的旗帜。他
们宣布「要民主，要人权」，从天安门游行到中南海的大门口，这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要进入
大门，但被武装军人拦住。目睹这些抗议者的英国外交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愤
怒的一群人。」＇812＇
还有一些群体开始自印杂志，向那些来看西单墙的人免费发放。1 月 17 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
者印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813＇这些愤怒的抗议发生在邓小平出发访美的前几天，但邓
小平并没有对此进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访美前夕压制「民主墙」，这种做法会被西方媒体报道，有碍访问取得成
功。然而，当 2 月 8 日邓小平从美国和日本回来后，他没有再让于光远给他看那篇支持「民主墙」的讲话稿。更重要的
是，他根本未做过这次讲话。＇814＇ 到 3 月时，民主墙上张贴了更多抨击中共统治基本制度的文章。由于政府未加限制，
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开始批评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
3 月 25 日，曾经当过兵的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大胆迈出了突破旧框框的一步，他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
独裁〉一文，点名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魏京生没上过大学，这篇文章也缺乏对民主的深入分析，但是激情
弥补了他所欠缺的成熟。他有一个藏族女友，其父被投入监狱，母亲被关起来后因不堪凌辱而自杀。魏京生本人曾被安
排到新疆的边远地区工作，他所见到的乞讨者让他内心不安。他想搞清楚的是，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一些干部却享受
着极为舒适的生活。他抨击中共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遮掩这个事实上并未改变的阶级斗争体制的弊病。他质问道：
「今天人民享有民主吗？没有。人民不想当家作主吗？当然想？？人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有了清楚的方
向和真正的领导者枣民主的旗帜。」＇815＇魏京生的这些公开言论使他立刻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他被奉为中国要
求新的民主制度的头号代言人。
大约就在这时，中国的对越战争（中国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邓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民
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等国内事务（关于这场战争见第 18 章）。直到那时「民主墙」在政治上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大
价值：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这为
邓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他可以实行新的路线，而又不必亲自参与这种批判。
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
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正像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所说的，
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虽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和总理，但决定压
制批评的是邓小平。3 月 28 日，北京市政府的干部根据正在发生变化的政治气候和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发出规定宣布：
「禁止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杂志、
图片等材料。」＇816＇
就像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一样，维持秩序靠的是统一命令，对为首者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3 月 29 日，即魏京
生在民主墙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四天后，他就被抓了起来，邓小平的压制也在继续。魏京生被捕后，去西单民主墙的
人一下子少了许多，只有少数大胆的人还在贴大字报。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估计，在随后几周里北京大约逮捕了 30 人枣
与 1957 年或文革时期有成千上万人被捕这一点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817＇一些剩余的大字报被转
移到了月坛公园，那里距西单太远，步行前往很不方便，游客相对西单也少得多。媒体开始发表批评民主墙上一些大字
报的文章。在月坛公园也派了干部，查问想贴大字报的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818＇
西单的大字报在 1979 年 12 月才被
正式禁止，但是「民主墙」在 3 月底就已寿终正寝。据于光远说，胡耀邦作为一名听话的干部公开支持了邓小平的决定，
但是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讨论的干部都知道，胡耀邦个人认为允许更大的自由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
民主墙被禁时，普通群众中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抗议。＇819＇虽然党内有很多人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措施，认为这对阻
止文革式的动乱很有必要，但是也有一些党的干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决定深感不安。＇820＇在于光远看来，
邓小平从 12 月中旬支持「民主墙」到三个月后将其关闭，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821＇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
1978 年 9 月底，叶帅担心「两个凡是」的拥护者和赞成「实践标准」的人之间的争论会造成分裂，于是提议开
一个会，为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工作确立共同的基本指导原则。＇822＇叶剑英对经济工作务虚会的成功记忆犹新，他认为
通过对理论原则展开自由讨论，能够把进入新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团结在一起。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在得到
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华国锋正式宣布了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计划。＇823＇
务虚会的第一阶段从 1979 年 1 月 18 日开到 2 月 15 日，中间有从 1 月 26 日起的五天春节假期，主办者是中
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824＇会议的具体方案完成时，高层领导对「实践标准」战胜了「两个凡是」已形成普遍共识。
胡耀邦刚刚担任了宣传部长，保守势力的领导人、主管宣传的汪东兴也作了检讨。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多是宣传领域内思
想开放的自由派干部。胡耀邦在务虚会开幕式的全体会议上说明了会议的目的：检讨过去 30 年宣传领域的工作，就党
如何支持对外开放和四化建设制订蓝图。他赞扬了「四人帮」倒台后在解放思想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指出在倡导「实事
求是」的邓小平的领导下，这两年的进步在最近几个月里有了新的收获。胡耀邦又说，会议的第一阶段一直开到 2 月中
旬，将分成五个小组。＇825＇第二阶段是规模更大的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宣传部门的四百多名领导人参加，他们将为落
实第一阶段形成的共识制定计划。
胡耀邦为各小组选定的召集人大都是来自报社、大学、研究机构或宣传部门的一些思想开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尽管有些与会者，如吴冷西和胡绳，思想较为保守，但在五个小组的召集人中，有四人枣胡绩伟、于光远、吴江和周
扬枣都是稍早进行的「实践标准」论战中的活跃分子，这场论战间接批评了僵化的毛泽东正统思想；五人中的最后一
个是跟于光远关系密切的自由派童大林。＇826＇ 到会的两个最重要的高级干部是周扬和陆定一，1957 年反右运动期间他
们在宣传部门担任要职，但后来他们都对反右运动十分后悔，因此成了大力主张扩大自由的人。参加务虚会的人来自全
国各地。北京的会议之后，很多地方也各自召开了类似的会议。＇827＇
会议开始时民主墙前已经如火如荼，但西单的民主墙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群众运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则自始至终
都作了细心的安排。此外，西单的大字报作者和读者都是在民主墙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参加务虚会的 160 人则是精心挑
选出来的党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都能相互交流，与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相比他们的讨论更加细致，反映着
对党史和世界局势更全面的理解。尽管如此，这两个场合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要为新时期营造
更加开放的思想气氛。这两个场合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是务虚会的成员之一，曾奉命汇
报西单民主墙的情况。他去那儿看了之后，回来向务虚会的与会者汇报说，民主墙看起来气氛活跃而平和，大字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