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生分地接待了他。
洗尽满身的风尘，换上干净的长衫，林语堂来到了林至诚的墓前。
林至诚埋在五里沙。他从那儿出来，最终又回到那儿去了。
伶牙俐齿的林语堂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他有满肚子的话要对另一个世界的父亲说，却不知从何处讲起。幼时的快乐一幕幕在眼前闪过，留学的艰辛与愉悦，翠凤对他的好，他一股脑地告诉了父亲。
他还去看了美宫。美宫的坟似乎刚被修整过，新簇簇的。语堂坐在坟前，仿佛又看见二姐穿着红艳艳的新娘服，流泪着微笑，说：“和乐，和乐，你要读书成名！”
廖翠凤呆在厦门的娘家生产。第一次生孩子让她吃尽了苦头，因为难产，母女俩险些都搭上了性命。
林语堂抱着浑身通红的小毛头，坐在妻子的床边。两人兴致勃勃地讨论，小毛头的鼻子到底像谁多一些。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林语堂给她取名“凤如”。
待翠凤坐完月子，林语堂举家来到北京。他要到北京大学任教。
出国前，语堂只是清华大学一个普通的英文教员。4年后，他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来，含金量今非昔比，北大外文系热情地接受了他，聘他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
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
细究来龙去脉，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
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死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是真正的知己。
北京已经不是林语堂以前认识的北京了。
他出国时，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胡适说：我们回来了，一切将大不同。
“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以北京《新青年》为轴心，向全国辐射。袁世凯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企图复辟帝制的把戏被照出了原形。
一大群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巨擘，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在运动中初显身手。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等，吴虞的《家族制度为zhuanzhi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都是让人津津乐道的名篇。
胡适则大力提倡白话文，他创作了一系列白话文诗歌，集结出版。代表作为《蝴蝶》：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平白如话，被守旧派围攻，骂了不少难听的话，却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其时任教于清华的林语堂也牛刀小试，发表了《汉字索引制说明》和《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正是这两篇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才有后来的两千美元的佳话。
语堂学成归来，本来想大干一场，谁知，寥寥数年，中国风云变幻，新文化运动已换了一个天地。
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多达几百种，影响较大的就有上海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新社会》；天津的《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
胡适的白话运动也成就斐然。早在三年前，教育部就明文规定，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国语；所有公立小学的一二年级，必须用白话文教学。守旧派的林琴南等人虽然还在报纸上发发牢骚，但已经是隔靴搔痒，难成气候。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隐退的隐退，分裂的分裂，陈独秀和胡适的分道扬镳就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文化上的焕然一新并不能掩饰政治上的乌烟瘴气。军阀之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政府首脑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二七惨案”的悲切未了，贿选总统的闹剧又粉墨登场。
林语堂在这个时候回国，并非明智之举，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山野孩子一个猛子扎入了时代的大潮。
北大当时是文化的中心，风头一时无二。
这得归功于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在《语丝》的日子（2）
蔡元培是前清的举人，学贯中西，是语堂生平最佩服的人之一。林语堂还是清华普通教员时，参加集会抗议凡尔赛和约把山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在座的不乏社会名流，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表示抗议，有些还卷起袖子，大骂政府不是东西。蔡元培站起来，眼光缓缓一扫，不怒自威，说话的人立刻安静下来。他很温和地说：“抗议有什么用？我们应该集体辞职。”隔天，他就一个人离开了北京。这种处事原则，林语堂认为才是真正有硬气的。
在北大，新旧文人齐聚一堂。同一个教室里，前一节课，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大谈小脚女人的魅力；下一节课，西装笔挺的海归青年宣讲女权运动的兴起。北大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剪影。
新派的教授们主要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奠基中国现代小说的鲁迅和周作人为主；一是以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胡适为主。
林语堂打从心眼里感激胡适的知遇之恩兼君子之谊，再加上都是留学英美，大家——包括他自己——都以为他会加入胡适一派。
然而，他却站到了胡适的对立面，和任意而谈的周氏一派越走越近。
说怪也不怪，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而林语堂在山野间自由自在地长大，活泼好动，对于一本正经地写文章、随时准备着居庙堂之高的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十分反感。
1924年底，《语丝》创刊，成了周氏一派发表意见的自由园地。与此同时，胡适一支也创办《现代评论》，主要撰稿人有徐志摩、陈西滢、蒋廷黻、沈从文、丁西林等。两派正式演化成著名的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
《语丝》的创办极有趣。首任主编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原是《晨报》副刊的编辑。鲁迅投了首打油诗《我的失恋》。诗是这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徐志摩当时以有妇之夫的身分，单恋林徽音，闹得满城风雨。《晨报》主编认为有讽刺桃色新闻之嫌，就从已经排好的清样中把稿子撤下来了。鲁迅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有胡子的老头子，连失恋都不许我失了！”
孙伏园很梗直，辞职书一扔，气冲冲地离开了报馆。
他找到了钱玄同。两人各随便挑了一本书，任意翻开一页，然后闭上眼睛，用指头任点一字，凑在一起，就有了“语丝”之名。孙伏园在《语丝》创刊号上，愣是把《我的失恋》排在了醒目位置。
《语丝》聚集的就是这样一批血气方刚的叛逆青年，敢说敢为，无所顾忌。他们自嘲《语丝》是“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地方”。《语丝》也没有统一的文学宗旨，他们各自说自己要说的话。从平和冲淡到气势凌厉，各种风格都能在《语丝》上找到。
“随意地说话”和语堂的野性子不谋而合，他找到了一块适合自己的平台。
他要大展拳脚了。
从总统竞选、军阀混战到三河县老妈子的吃饭、如厕问题，或是直抒胸臆，或是明褒暗贬，只要心中有话要说，他就痛痛快快大骂一场，没什么情面可讲，颇有“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他仿佛又站在了辩论台上，挺着胸膛，与社会浊流唇枪舌战，只是武器由三寸不烂之舌变成了妙笔生花。
其间，他还作了一首讽刺性的歌曲《咏名流》，谱上曲子，到处传唱，一派语丝的“无所顾忌”的作风。歌词如下：
他们是谁？
三个骑墙的勇士，
一个投机的好汉；
他们的主义：
吃饭！吃饭！
他们的精神：
不干！不干！
他们骑的什么墙？
一面对青年泣告，
一面对执政联欢；
他们的主张：
骑墙！骑墙！
他们的口号：
不忙！不忙！
他们的态度镇静，
他们的主张和平，
拿他来榨油也榨不出
什么热血冷汗；
他们的目标：
在《语丝》的日子（3）
消闲！消闲！
他们的前提：
了然！了然！
他们的胡须向上，
他们的仪容乐观，
南山的寿木也装不下
那么肥厚嘴脸；
他们的党纲：
饭碗！饭碗！
他们的方略：
不管！不管！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故去，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全国上下一片哀恸，北京民众自发地聚在了一起，哭着目送孙先生的灵柩下葬。林语堂也站在人群中，瞻仰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还看见宋庆龄身穿孝服，一脸坚毅地跟在灵车的后面，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北洋政府连死人都不放过，在报纸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孙先生“蹂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