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林语堂迷”数不胜数。
常常有不速之客闯上门来，对着林语堂大叫：“林博士！林博士！我有个笑话说给您听听！”一般说出来的都不好笑。
有时，林语堂一家人到第五大道散步，遇上书店就进去看看书卖得怎么样。林语堂从来不表明自己的身份，但是翠凤有时候故意指着他说：“看啦，那就是林语堂！”满书店的人包括店员都跑过来，争着让他签名。语堂不介意，只是担心读者会失望，因为他们以为这位东方哲学家一定是位须眉皆白的老人。
他的作品被译成西班牙文后，在南美的知名度也提得很高。巴西有个贵妇人，很仰慕林语堂，有人送来名马一匹，就给它取名叫“林语堂”。后来，她拿着这匹马去参加马赛，巴西各报不约而同地以大标题刊登：“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获得任何名次，当日晚报的标题变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夺标的马反倒没有消息。这事传到了美国，林语堂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最尴尬的是来自女性的骚扰。
一次，一位认识多年的交际花来访，趁着翠凤出去买菜的空当，那位女子居然直接坐在林语堂的写字台上，骚首弄姿，卖弄风情，林语堂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夺门而出。交际花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
还有一次，林语堂全家外出游玩，有个30多岁的忠实读者一直尾随着，怎么都甩不掉。林语堂不堪其扰，租了条船划到河心。跟随者居然脱了个精光，（禁止）地跳进河里，跟着他们的船一道游泳。林家人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
林语堂扬名四海，可是他从不把自己当名人看。北大的旧同事来林家做客，说：“玉堂，我是来看你变了没有？”林语堂气得吹胡子瞪眼，转身就走，千里迢迢赶来的老友尴尬不已，连说自己说错话了。
扬名四海（5）
《京华烟云》出版后不久，上海就有了译本，文字处理很单薄。林语堂不满意，想亲自翻译，无奈时间上安排不过来。他写信给郁达夫，希望对方能帮上这个忙。他还把小说里所用的典故、人名、地名和成语详细地整理成两本小册子，连同5000美元的支票，一并寄了。郁达夫正在和王映霞闹婚变，心情极度郁闷，只开了个头，在《华侨周报》连载几回，就停止了，但那预支的5000美元却花掉了。徐回忆此事时说：“语堂对谁都提谈到过该书交郁达夫翻译的事，但从未提到他先有一笔钱支付给郁达夫。这种地方足见语堂为人的敦厚。”
1939年，由于《生活的艺术》和《京华烟云》的热卖，林语堂收入不菲，通共有42000美元。版税到账后，他第一件事就是给翠凤买了枚3。3克拉的钻石戒指。那是翠凤向往已久的首饰。在莱比锡读书时，翠凤为维持家计卖了不少家传的玉器，林语堂总是说：“凤啊，以后有了钱，我买给你。”事隔20年，他终于实践了当时的诺言。
“他妈的”和“去他妈”（1）
林语堂离开上海不到两个月，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的华清池扣留蒋介石，逼蒋抗日。
美国朝野上下一片骚动，西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一天之内，成了美国民众最为关注的话题。《纽约时报》大楼的屋顶上用霓虹灯显示屏滚动播报事态的最新进展。
广大的在美华侨忧心如焚，这是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进则团结抗日有望，退则陷入更混乱的内战。
林语堂嫌广播报纸信息太慢，带点简单的吃食，一屁股坐在时代广场的台阶上等最新的电讯，从早到晚。那些日子，时代广场到处都是脸色焦虑的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紧紧地拧在了一起，等着大洋彼岸，祖国传来好消息！
一个星期后，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公开讨论会。大会安排了三个美国人，三个中国人发言。林语堂首当其冲，余下的两位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和撰文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卖国投降论调的胡秋原。
林语堂做了仔细的资料收集，发现美国公众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有违事实，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报纸声称这是一次政治绑架，而且，由于张（Chang）和蒋（Chiang）的拼写和发音近似，很多美国人连到底谁抓了谁都搞不清楚。一上台，林语堂就凭借专业的语言学知识，用国际音标区别了两字的读音，再详细介绍张、蒋两人的身份、背景。他说，抓人的是张，被抓的是蒋，抓人是为了抗日，是为了民族大义，凭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西安事变只会是喜剧而不是悲剧。他甚至大胆地推测，张学良会无条件地放了蒋介石，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听众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中国人名复杂，美国人要分清楚就得出一身汗，林语堂的发言可以说是对症下药，解了美国公众的疑惑。
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事情果真像林语堂所说的那样，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蒋介石一下飞机就软禁了张学良，这位风流倜傥的少帅自此深陷囹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空余怅恨！
几乎同一时间，上海新闻媒介大版面刊登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签名的是21位代表不同政治倾向的知名作家，林语堂就是其中之一。
次年7月，日军挑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身居美国的林语堂为远隔千里的故乡牵肠挂肚，他字字铿锵地撰写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发表在《时代周刊》上。为了更好地争取美国人的支持，他多次写文章批评美国所谓的“国际友谊”和“中立”态度，刊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等发行量大的媒介上。他是美国当红的作家，说的话有力度，有人听。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就是请林语堂去讲述中国抗日的坚定立场。
《吾国与吾民》第13版重印，林语堂不分昼夜，赶写了《中日战争之我见》，足有80页，补作书的第十章。他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独立和进步的民主国家！”
北京沦陷后，南京惨遭日军蹂躏，林语堂愤然写了《双城记》，血泪控诉日本鬼子惨绝人寰的恶行！
他以明星般的号召力，呼吁美国民众对华政策倾斜。中国在美的新闻宣传者纷纷表示庆幸，他们东奔西走，才不过在报纸上争取到三五行的篇幅，而林语堂轻轻松松就发表了一系列有社会影响力的文章，他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广告效应。
日本舆论界认为，美国在中日战争中一面倒，部分就是因为中国有像林语堂这样极具海外知名度的作家大造舆论的结果。
不仅林语堂自己出马，林家可谓全体披挂上阵。一向不理国家大事的廖翠凤在林语堂的支持下，出任了纽约华侨妇女组织的中国妇女救济会副会长。她每天到救济会办公室办公，常常加班到深夜。三个女儿对翠凤说：“妈啊，你安心地忙，我们会自己洗衣服、做饭，把爸爸照顾得好好的。”
救济会的主要工作是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斗争，并募集资金，资助国家。在美工作的华人女工、超市店员、开饭馆的小老板……只要是中国人，都站起来，走上街头，有的发传单，有的唱京剧，有的在美政府门前喊口号，数百万的旅美华侨劲往一处使，为守护家园用尽每一分力量。救济会募捐到的资金一毫不差地汇到中国。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林语堂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一文，引起了公众广泛的注意，他坚定地指出，法西斯再凶狠，战争再暴虐，也不能毁灭人类的文明。
而在数月前的世界笔会上，林语堂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法国著名作家莫洛亚作为特邀嘉宾发言。林语堂的演讲题目是《希特勒和魏忠贤》，他说：“当今有德国人以希特勒喻耶稣，就像中国有一位儒者提议擅政独裁的魏忠贤和孔子应当有同样的地位。惟有这么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而反对他的官吏给残杀了。但是魏忠贤虽是声势显赫，却免不了人民的暗诽，其情形与今日之德国如同一辙。魏忠贤后来迫得只好自杀。自杀乃是独裁暴君的惟一出路。”
“他妈的”和“去他妈”（2）
一语成偈，5年后，妄图征服世界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在不足10平米的地下室饮弹自杀了。
1940年5月，林语堂回国了。
在香港避难的廖家女人七嘴八舌地问：“你们住在美国好好的，何必回来呀？”
“四川有很多老鼠，日本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你们怕不怕？”
“不怕！”三个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
装备精良的日本军本想一个月内解决看似一盘散沙的中国，却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民拖成了持久战，战争消耗太大，于是歇斯底里地轰炸大后方的重庆，企图逼民众就范。
刚下飞机，林语堂就听见学生们在唱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豪情干云！
林语堂自觉胸中荡起一股持久不断的热浪，激动不已。
触目所及，都是轰炸后的断壁残垣，残存的房屋上贴满了标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陪同的张先生指着一块空地说：“去年这里有500个人被炸弹炸死，现在是5月，‘轰炸季’刚刚开始。林先生，您回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啊！”
林语堂面有深意地微微一笑。
林语堂有意对此次回国低调处理，但是敏感的新闻界嗅出苗头，想方设法地安排了采访。
穿着最喜爱的淡灰色中式长衫，林语堂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