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的奇闻轶事，林至诚更是如数家珍，“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你们一定要到那里留学，读英文，接受西洋教育！”
“真的吗？留学，那是干什么？”和乐摇晃着小脑袋，抢着问到。
“别吵！听阿爸说！”美宫迫不及待地打断弟弟的话。
“留学啊，就是到国外学习。你们不是说飞机很稀罕吗？到了国外就可以看到！”林至诚呵呵地笑，两个眼睛闪闪发亮。
“那我要去！”“我也要去！”……
豆油灯的火花在跳跃，和乐们的脸上扬起兴奋雀跃的神情，父亲所描绘的未来迷人极了，他们都深深沉浸其中。林语堂自叙说：“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梦想，是林家上下共享的最美好的精神财富。但是林至诚每月只有20个光洋的收入（后来涨到24块），除去女孩，送5个儿子留学几近痴人说梦。他却丝毫没有顾虑，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单纯地坚信，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会成功。
好在有教会学校，林家孩子从铭新小学到寻源书院，学费和膳食全免，很大程度上省去了林至诚的压力。林语堂成年后致力于批判死板的基督教教育时仍客观地说，“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林家长子林景良顺顺利利地进入了鼓浪屿的救世医院医科学校，次子玉霖的入学问题却成了林至诚的心病。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川资杂费高，况且大儿上学那阵，已经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望着眼巴巴的儿子，林至诚痛下狠心把祖屋卖了——他的父亲一去不回，祖屋就是惟一的联系和凭证，母亲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房子不能卖，如今为了孩子，只能对不起先人了。按手印的时候，他咸湿的泪水滴落下来，弄花了契书。
凑凑合合地送走老三，轮到为和乐犯愁了。
玉霖毕业后留校任教，愿意资助弟弟在圣约翰的生活费，可到上海的交通费还是需要100个银元。林至诚叼着老烟袋，佝偻着里里外外转了好几圈，想不出半点法子。这些年，家里值钱的东西该卖的也卖得差不多了，这可如何了得？牧师太太看丈夫愁白了好几根头发，犹犹豫豫地说：“要不去借吧！你那个学生陈子达……”
“瞎扯谈！怎么能向学生开口！”林至诚把手一背，怒气冲冲地走了。
陈子达曾经是林至诚的学生，家里穷，冬天没有帽子戴，小脸蛋冻得通红，一说话就哆嗦，林至诚可怜他，就送给他一顶瓜皮小帽。陈子达感激涕零，发誓要报答老师的恩情。他常年戴着那顶帽子，即使破得不能再用了，也没有买过第二顶。他在漳州发了财，每次林至诚去漳州，总是住在他家里。
林至诚跑遍了亲戚好友，也没有结果，只能硬着头皮去找陈子达。和乐看着父亲为难的样子，心疼得难受。老师向学生借钱本就难以启口，林至诚拉不下脸面，几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匆匆搭船无功而返。不久，陈子达来到坂仔，送给林至诚一个蓝色布包。林至诚打开一看，赫然是100个闪亮亮的光洋。他一把握住陈子达的手，老泪纵横，无言以对。
林语堂毕业后先到哈佛大学读硕士，再到德国念博士，在坂仔黄泥小屋的油灯下他和父亲无数次谈到、梦到过，但林至诚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就抱憾而终了。
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月收入只有20银元的乡村牧师，却拉扯着把所有的儿子都送入了大学，在20世纪初的中国，若非有高远的胆识和过人的毅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林至诚追求梦想的勇气和决心深深影响了林家每一分子，尤其是小和乐，他遗传了父亲爱做梦的天性。
聪明顽皮的和乐做起白日梦来也和一般孩子不一样。
他梦想做走四方的江湖郎中，发明一种包治百病的灵药，悬壶济世。遇上狠毒的官老爷，再多的银子也不治；遇上穷苦的老百姓，就免费赠送。坂仔四面环山，遍地的药材，和乐偷偷地看了几本入门的医书，上山采了几回药，终于磨制了一种治疗外伤的白色药粉，取名“好四散”。美宫做饭时伤了手指，和乐跟前跟后地讨好二姐，极力推荐自己的新发明。可是美宫再心疼弟弟，也不能拿伤口开玩笑，一口回绝了。和乐瘪着小嘴，好几天不搭理二姐，委屈地说，他的“好四散”定是药到病除。
梦想主义者（2）
担水浇菜园子是男孩子的任务，他年纪小，每次只担得半桶，走起路来左右晃荡，到了菜园子，桶里的水就所剩无几。这样子人力担水实在太落后，应该发明一种机器，能从屋后的水井吸水出来，直接流入菜园子，省事又省力，和乐如是想。他仔细翻看了历年来的《通问报》，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他仍不死心，有一回在寻源书院里偶然看到一张活塞引擎的图片，他猛地意识到，抽水机有望了！以后的闲暇时间，和乐常穿着漏脚趾的破鞋子去看汽笛鸣响的小货轮，研究那引擎到底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他苦苦钻研了好几个月，画了上百幅草图，限于知识有限，做到中途就进行不下去了。他对机器的着迷却始终没有放弃，他一直梦想着做物理教员，也是为了喜爱机械的缘故。他说：“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将来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机械的发明一方面。……如果等我到了50岁那一年，那时我从事文学工作的六七年计划完成之后，我忽然投入美国麻省工学院里当学生，也不足为奇。”
令人扼腕的是，为了实现儿时的机器梦想，年近半百的林语堂居然沦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因为喜欢英文，和乐还梦想着做英文教员。有梦想终会成真，在清华，在北大，在东吴大学，林语堂是最受欢迎的英文教授。
辩论是另一个七彩的梦。和乐打小就表现出超人一等的好口才，他觉得凡事应该有逻辑，事情总要个黑白分明，所以遇到问题常常和哥哥们辩论。哥哥们怕了他，说他是辩论大王、“论争顾客”。他由此说，长大后要开个辩论商店。辩论商店是漳州当地的说法，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行当，就像摆擂台似的，参加论战的一方，向对方挑战。辩题随意指定，像称一件白东西为黑，或者称一件黑东西为白，店主要么向人挑战，要么接受他人的挑战。和乐的口才在圣约翰发展成熟，他领导的辩论队过五关斩六将，在比赛中获得了银质奖章。
他还梦想着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和乐私底下对父亲说：“我要写一本书，在全世界都闻名……”
8岁时，他编写了人生的第一本书。那是本风格独特的教科书，采用的是三字经的文言格式，开篇就是：
人自高 终必败 持战甲 靠弓矢
而不知 他人强 他人力 千百倍
这是根据坂仔新教堂的建筑而写的，林语堂自负地回忆：“以所用的字汇论，写的算不坏。”课文的背面配有插图，和看图识字的幼儿教本很类似。
第二课是和乐自编的故事，写一只蜜蜂因为采蜜而招致杀身之祸。
和乐很细心地收好不使别人看到，却被大姐瑞珠发现了，他很难为情，羞红了脸。姐妹兄弟几个争着传阅，一看到和乐就大声地念：“人自高，终必败……”和乐臊得扑进了牧师娘的怀里。
40年后，《生活的艺术》出版，他写了一本书，在全世界都闻名了，当年看似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言妄语变成了现实。林语堂说：“梦想是很真实的东西。”
金钱观（1）
林语堂看重钱，会赚钱，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人所共知。他的高收入也是遭人诟病的一大原因。中国文人讲求“君子固穷”，林语堂对此有一番精彩的辩解：
向来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在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作“诗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我反对文人应穷的遗说。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以极，故其文亦算已工。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持，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懒”，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以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
上海那时的文化出版业竞争很激烈，打着各种旗号的刊物多如过江之鲫，读者买不买账，得看有没有名作家撑场面。于是名家名品是一稿难求，普通作家是数稿难发。北方文化圈集体南迁，更使竞争白热化。
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倦于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想安安分分地靠爬格子吃饭，却发现这碗饭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吃。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
穷则思变。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这样可以得两份稿费，而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高度赞扬说，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机会不经意间终于来了。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越然编写的《模范英文读本》，被选入教科书，赚了不少钱。林语堂看出了端倪，教科书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当前学校对英文科的重视程度看，市场不可限量。他找到孙伏园，问能不能帮着找个书局接洽一番。孙伏园在新闻界人面很活，一口应承下来。
无巧不成书，开明书局老板章锡琛看出周越然的读本不太符合英文习惯和语法规范，正想找一位留过洋且英文造诣高的人重新编一本。他起先找的是方光焘，可是方光焘社会事务太多，交稿日期一拖再拖。商场打的是时间战，章锡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过洋面包的林语堂毛遂自荐，又有孙伏园当中间人，章锡琛求之不得。
开明书局尚在草创阶段，资金周转不灵，付不起一次性买断的费用，林语堂提出按15％的市场价抽版税，写书期间每月预支300银元，以后在版税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