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很好玩。我由衷地问道：大蘑菇是什么呀？
夜里，我们的床上是一片珊瑚海，明亮的波纹在海底游曳，她就躺在波纹之中，好像一块雨花石；伸出手来，对我说道：快来。在闷热的夜里，能够潜入水底真是惬意。有一只鳐鱼拖着乌云般的黑影侵入了这片海底，这就是我，我们以前举行的庆祝活动却不是这一种。这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被人逮住。午夜巡逻的工人民兵在走过，但只是惊诧地看着我的大肚子──那年月的伙食很难把肚子吃到这么大。当然，人家也不全是傻瓜。有一夜，一个小伙子特意掉了队，走到我面前借火。我摇摇头说，我不吸烟。他却进一步凑了过来，朝我的大肚子努努嘴，低声说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吧？我朝他笑了一笑。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还有人记得，在七五年的寒夜里，水银灯光下马路边上那一缕会心的微笑。
在北京城的冬夜里，分手时节是在公园里的假山边上。那件黑大衣就如蛇蜕一般委顿于地，地面上有薄薄的一层白粉，与其说是雪，不如说是霜。曙光给她的身体镀上一层灰色，因为寒冷，乳房紧缩于胸前，对于女人来说，美丽就是裸体直立时的风度──带着这种风度，她给自己穿上一条面口袋似的棉布内裤一然后是红毛裤，红毛衣，蓝布工作服。最后，她用一条长长的绒围巾把头裹了起来，只把脸露在外面──想必你还记得七十年代的女孩流行过一种裹法，裹出来像海带卷，现在则很少见──戴上毛线手套，从树丛里推出一辆自行车，说道：厂里见，就骑走了。我影影绰绰地记得，在厂里时，她并不认识我，她看我的神情像条死带鱼。在街上见面时她也不认识我，至多侧过头来，带着嫌恶的神情看上一眼。晚上，在公园里见面时，她也不认识我，顶多公事公办他说一句：在老地方等我。只有在那件大衣的里面她才认识我，给我无限的热情和温存。
在那件旧大衣底下，我是一个谦谦君子。我总把手背在身后，好像一年级的小学生在课堂上听讲。很快我就忘掉自己长着手了。我很能体会一条公蛇能从性中体验到什么，而且我总觉得，只有蛇这种动物才懂得什么叫作性感。我不是一条蛇，这正是我的不幸之处。有时候她对我发出邀请，说道：摸摸我！我想把手伸出来，但同时想到，我是一个蛇一样的君子，就把手又背过去，简短地回答道：不摸。这种争论可以持续很久，到了后来，她只说一个字：摸！我只说两个字：不摸。听起来就是：摸！──不摸。在对答之间，隔了一分钟。按照这种情节，她能够保持处女之身，都是因为我坐怀不乱──我就是这么回想起来的，但又影影绰绰地觉得有点不对。也有可能是我要摸她，但她不让。需要说明，不论是公园还是校园，都常常不止我们两个人。别人把这种问答听了几十遍，自然会对我们产生兴趣。在黎明前的曙光里，常有一个男孩子（有时也有女孩子怯生生地跟着）走过来。听到脚步声，她赶紧把头从衣领处探出来，和我并肩坐着，像一个双头怪胎。这位男孩子笑笑说：我来看看你们在干什么呢。她就答道：没干什么。没干什么。然后，那个男孩就又笑了一笑，说：认识你们很高兴。她又抢答道：我们也很高兴。然后从袖筒里伸出手来，和他握手告别。我也很想和这个小伙子握手告别，但伸不出手来──在这种地方，遇上的都是夜不归宿的人。而夜不归宿的都是些文明人。但我影影绰绰地觉得，这故事我讲得有点不对头了。
和分手时节紧密相接的是相见时节──中间隔了一个无聊的白天，这是很容易忘掉的──也是在这座假山边上，夜幕刚刚降临，游人刚刚散尽。她就是不肯钻进这件黑大衣。夜晚最初的灯光并不明亮，所以，白色的身体份外醒目。我说道：快进来，别让别人看到了。她说：我不。坏东西，你让我怎能相信你。我说：我不是坏东西。我是袋鼠妈妈。她却说：袋鼠妈妈是谁呀？最后，我只能像事先商量好的那样，背过身去，让她用一根棉线绳子把手绑在了背后。然后她才肯钻进大衣，捏捏那个硬邦邦的家伙，说道：好恶毒啊……幸亏我防了一手。还想帮它骗我吗？坐在长椅上时，我想，假如这样被人逮到，多少有点糟糕，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忘掉了。
第八章第三节
我的过去不再是一片朦胧。过去有一天我结婚，乘着一辆借来的汽车前去迎亲，我的大姨子对我说：我妹妹是个疯子。晚上她要是讨厌，你别理她，径直干好事──很难想象哪个大姨子会建议未来的妹夫强奸自己的妹妹，除非他们以前就认识。但我分明不认识这个大姨子。这个女人的头很大，梳了两条大辫子，前面留了很重的刘海，背上背了一个小孩子。她弯着腰，让小孩骑在背上，头顶就在我眼前；三道很宽的发缝和满头的头皮屑就在我眼前。这个景象和晚上十点钟的农贸市场相似：那里满地是菜叶和烂纸。我可以发誓，这个背孩子的女人我见过不到三次，其中一次就是这一次，在这间低矮的房子里。头顶有一片低垂的顶棚，上面满是黄色的水渍。屋子里弥漫着浓郁的尿骚味……
从窗户看出去，是个陌生的院子，带着灰色的色调，像一张用一号相纸洗印的照片。院里有棵枣树，从树干到枝头到处长满了瘤子。这个院子我也很是陌生。院子里有个老太太的声音在吵吵闹闹，院子外面汽车喇叭不停地叫，好像电路短路了。我按捺不住手艺人的冲动，想冲出去把它修好。但我还是按捺住了──作为新郎，显然不宜有一双黑油手，这位新娘子是别人介绍我认识的──但愿她和白衣女人不是一个。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又隐隐地觉得这种想法不切实际。然后，她哇地一声从里屋冲了出来，穿着白色的睡袍，赤着脚，手里拿了一把小镜子，苍白的脸上每粒粉刺都鲜艳地红着，看来都是挤过的，嘴边还有一处流了血：“哇，真可怕，要结婚就长疙瘩啦”，到脸盆架边撕了一块棉花，又跑回去了。她和我以前认识的女孩显然是一个，和现在的白衣女人又很像。我马上就会想到她是谁。
我终于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早上起来，我向那位白衣女人坦白说，我失去了记忆，过去的事有很多记不得了。一个人失去记忆，就是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又不自觉声明，就这样过了半个多礼拜，在这期间，我一再犯下非法占有对方身体之罪。这个错是如此的罪大恶极，简直没有什么希望得到原谅。但是她听了以后，只略呈激动之态，还微笑着说：是吗，还有什么？快说呀。此时我也想给自己说几句话，就说：想必你也看出来了，我心地善良、作风朴实，有各种各样的优点，而且热爱性生活──我的本意是说，我虽已不是以前的王二，但也不无可取之处，希望她继续接受我。谁知她听了这末一句（热爱性生活）就大笑起来，并且挣扎着说道：Me too！Me too！那声音好像是在打嗝。一位可爱的女士这样说话，多少有点失态，我不禁皱起眉毛来。后来她终于不笑了，走过来拍拍我的脸说：你已经够逗的了，别再逗啦。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原来我是很逗的。
如你所知，毕业以后，我到万寿寺里工作。起初，我严守着这两条戒律：不要修理任何东西，不要暴露自己是袋鼠妈妈。所以我无事可做，只能端坐在配殿里写小说。因为一连好几年交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领导对我的憎恶与日俱增。夜里，在万寿寺前的小花坛里，一谈到这些憎恶，她就赞叹不止：袋鼠妈妈，好硬呀。然后我就谈到让我软一些的事：别人给我介绍对象。他们说，女孩很漂亮，和我很般配。就在我们所里工作，和我又是同学。假如我乐意，他们就和女方去说。她马上大叫一声，从大衣底下钻了出来，赤条条地跑到花坛里去穿衣服，嘴里叫着：讨厌，真讨厌！这样大呼小叫，招来了一些人，手扶着自行车站在灯光明亮的马路上，看她白色的脊背，但她对来自背后的目光无动于衷。我木然坐在花坛的水泥沿上，她又跑了回来，在我背上踢了一脚说，还坐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点滚？而我则低沉地说道：可你也得把我放开呀……后来，我和她一起走进黑暗的小胡同，还穿着那件黑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座上夹着我的衣服。我微微感到伤感，但不像她那样痛心疾首。但她后来又恢复了平静，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结婚罢。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有人发现我和她般配，我到现在还是袋鼠妈妈。
……那一天她不停地磕瓜子，从早上磕到了午夜，所到之处，到处留下了瓜子皮。那一天她穿了一件红缎子旗袍和一双高跟鞋，这在她是很少有的装束。除此之外，她还在读安加沙？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对任何人都不理不睬。我的丈母娘对此感到愤怒，就去抢她的书，抢掉一本她又拿出一本，好像在变古彩戏法。但是变古彩戏法的人身上总是很臃肿的，而这位新娘子则十分苗条，简直苗条得古怪；衣服也十分单薄，连乳头的印子都从胸前的衣服上凸了出来──我的丈母娘老想把印子抚平，并且用身体挡住我的视线，她说：妈，别挑逗我好不好──把老太太气得两眼翻白。时至今日，我也不知这戏法是怎么变的，唯一可行的解释是：我丈母娘和她通同作弊，明里抢走一本，暗里又送回来，用这种把戏来恫吓新女婿，让他以为自己未来的妻子有某种魔力。但我又觉得不像：我丈母娘是个很严肃的人，鼓着肥胖的双腮，不停地唠叨。我很讨厌别人唠叨，如果不是要娶她女儿，我绝不会和她打任何交道……
我记得这是我们结婚的日子，这一天俗不可耐。所有的婚礼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因此她把自己对准了一本侦探小说，鼻梁上架了一副白边眼镜──她有四百度的近视。等到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