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鲁滨孙漂流记》,当然不得不提到我的《宝岛》。对那个作品的价值暂且不论,首先让人想不通的是,没有人肯相信我对那个作品倾注了全力。我是用与后来写《绑架》以及《巴伦特雷的少爷》时同样的专注,写的那本小说。可笑的是,在写它的时候,我把这是写给少年的读物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现在,我也并不讨厌这本少年读物——我最初的长篇小说。人们不愿意相信我还是一个孩子。而能看到我身上的孩子的人们,却不能理解我同时也是个大人。
说起成人、孩子,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英国拙劣的小说和法国巧妙的小说。(法国人写的小说,为什么就那么巧妙呢?)《包法利夫人》无疑是杰作,而《奥立弗·退斯特》是多么孩子气的家庭小说!但是,我甚至在想,和创作成人的小说的福楼拜相比,留下孩子的故事的狄更斯没准更是成年人。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此种意义上的成年人,最后会不会变得什么都不写呢?莎士比亚成长之后变成威廉姆·彼特,威廉姆卿成长之后变成无名的一介市民。(?)
人们不知厌烦地反复争论着:用同样的语言,指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或者对同一件事情,用各不相同的、煞有介事的语言来表现。远离文明之后,这件事的愚蠢可笑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对还没有被心理学或认识论波及的这个偏远小岛上的茨西塔拉来说,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归根结底不过是技巧上的问题,是吸引读者的吸引方式的不同而已。让读者信服的是现实主义,让读者入迷的是浪漫主义。
七月×日
上个月以来的恶性感冒终于痊愈,这两三天一直去泊在港里的丘拉索号上游玩。今天一大早进城,和洛伊德一起应邀到政务长官埃米尔·舒米特家里吃早饭。饭后大家一起来到丘拉索号上,午饭也在舰上解决。晚上是冯克博士家的啤酒宴会。洛伊德先回去了,我自己以住饭店的打算,聊天直到深夜。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段奇妙的经历。因为很有趣,索性记录下来。
啤酒之后喝的葡萄酒好像颇有效力,当告辞冯克家时,我已经有些酩酊大醉了。朝着饭店的方向刚走四五十步的时候,自己多少还有点警惕:“你醉了,可得留点神。”但这种意识不知在什么时候渐渐松弛,没过不久,再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明白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有点发霉的昏暗的地上,带泥腥味儿的风暖烘烘地吹拂着脸庞。这时,微微睁开眼的我的意识里,有一个想法好像从远处过来的火球一样逐渐接近,越变越大,终于砰的一声点着了——后来回想起来只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我躺在地上的整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爱丁堡的街道上——“这儿是阿皮亚,可不是爱丁堡。”这个想法闪过时,有一会儿我好像恍然大悟了,但是不久意识又朦胧起来。
在模模糊糊的意识中,一片奇妙的光景浮现了出来。走在路上的我突然肚子疼,急忙钻进路旁一个高大建筑的门里,想要借厕所一用。正在打扫院子的看门老头厉声责问道:“干什么呢?”“没什么,只想借一下厕所。”“哦,那样的话悉听尊便。”老头说完,好像我形迹可疑似的又瞟了我一眼,才又扫起院子来。“讨厌的家伙,什么那样的话悉听尊便。”……那的确是,很久以前了,在某个地方——不是爱丁堡,可能是加利福尼亚的某个城市——我亲身经历过的……
忽然间我醒了。横躺在地上的我的鼻尖前面,耸立着一道黝黑的高墙。深夜的阿皮亚不管哪里都是黝黑的,但这道高墙在前面二十码远的地方断掉了,从那边好像有昏黄的灯光照射出来。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拾起掉在一旁的帽子,扶着散发出令人讨厌的霉臭味儿的围墙——唤起过去可笑记忆的也许就是这种味道——朝有光亮的地方走去。围墙很快走到了头,向对面望去,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路灯,很小,就像是用望远镜看到的一样,但是十分清楚。那边是一条较宽的街道,道路一侧是连绵的围墙,茂密的树叶从围墙上探出头来,一边承受着底下照上来的微光,一边在风中沙拉拉作响。无缘无故地,我以为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一会儿,再向左一拐,就能回到黑利欧特大街(度过少年时期的爱丁堡)的我的家。我好像再次忘记了阿皮亚,一心以为自己正走在故乡的街道上。
朝着灯光走了一会儿,突然一下,我真的醒了。是了,这儿是阿皮亚。——这么一来,在迟钝的灯光照耀下的街道上的白色尘埃,还有自己鞋子上的污垢都清楚地映入了眼帘。这里是阿皮亚,我正走在从冯克家去饭店的路上……这时候,我才总算恢复了全部意识。
也许在大脑皮层的某个地方出现了缝隙。我感到自己并不只是因为醉酒而倒在地上的。
也许,如此详细地记录这种事,本身已经带有几分病态吧。
八月×日
被医生禁止写作。完全不写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日子每天早上都去农田里待上两三个小时。这样好像还挺不错。如果靠可可树的栽培一天能赚到十英镑的话,把文学什么的让给别人好了。
我家田地上收获的东西——卷心菜、番茄、芦笋、豌豆、橘子、菠萝、醋栗、紫包菜,等等。
《森特·阿伊维斯》并不觉得很糟糕,但总之,写得不顺。眼下在阅读欧姆的印度史,非常有趣。十八世纪式忠实而非抒情的记述方式。
两三天前,突然传来命令让所有停泊中的军舰出动,沿海岸巡航炮击阿特阿的叛民。前天上午,从雷特努传来的炮声惊动了我们。今天也还能听到远处隐隐的炮声。
八月×日
瓦伊内内农场举办了野外骑马赛。因为身体状况尚好,我也参加了。驰骋十四英里以上。非常愉快。对野蛮本能的倾诉,昔日欢欣的再现,我好像回到了十七岁的时候。“活着就是对欲望的感受,”我一边在草原上疾驰,一边在马上昂然想道,“就是在所有事物上面,感受青春期时对女人身体感到的那种健全的诱惑。”
但白天的愉快付出的代价是夜里急剧的疲劳和肉体痛苦。正因为时隔好久才拥有了如此快乐的一天,这种反作用使我的心彻底暗淡了下来。
过去,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过后悔。我只对自己没有做的事感到后悔过。自己没有选择的职业,自己没有勇于尝试(虽然的确有过机会)的冒险,自己没有碰到过的各种经验——当想到这些时,贪心的我总会感到焦躁。但是,这种对行动的纯粹的欲望最近在逐渐消失。也许像今天白天那样不带一点阴影的欢乐再不会到来了。晚上回到卧室后,由于疲劳的缘故,纠缠不休的咳嗽如同哮喘一样激烈发作,关节的疼痛也一阵阵袭来,它们使我纵然不情愿也不得不这样想。
我是不是活得太久了?以前也曾经有一次想到过死。那是追随着芳妮渡海来到加利福尼亚,陷入极度贫困和极度虚弱中,和朋友、父母切断了一切联系,躺在旧金山的贫民窟里独自呻吟时候的事。那时我常常想到死。但是直到那时,我还没有写出堪称我的生命纪念碑的作品。在把它写出来之前,无论如何不能死。不然就连对鼓励、支持着我走到现在的尊贵的朋友们(比起父母,我先想到了朋友)也是忘恩负义。因此我硬是在吃不饱饭的日子里,咬紧牙关,写出了《沙汀上的孤阁》(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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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呢?我不是已经把自己能做的工作都做完了吗?它们是不是优秀的纪念碑暂且不论,总之,我不是已经把自己能写的东西写完了吗?勉强自己——在这执拗的咳嗽和喘息、关节的疼痛、咳血,以及疲劳之中——延长生命的理由在哪里呢?自从疾病割断了我对行动的渴求之后,人生对于我只剩下了文学。文学创作。这既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这只能说是“唯一”。因此,我的生活也既不是幸福也不是不幸。我是一匹蚕。蚕不管自己幸福与否,都不得不织茧,我也只是在用语言的丝编织故事的茧罢了。但是,可怜的病楚的蚕终于把茧织完了。对他的生存来说,不是已经没有任何目标了吗?
“不,还有。”一个朋友这样说,“要变身。变身为蛾,咬破茧子,飞上天空。”这是出色的比喻。但问题是,在我的精神和肉体里,是否还剩有足够咬破茧子的力量。
十七
一八九四年九月×日
昨天管做饭的塔洛洛说:“父亲和其他酋长们一起,明天要来拜访,说是有事商量。”他的父亲老颇埃是玛塔法一方的政治犯,也是邀请我们参加狱中卡瓦酒宴的酋长中的一位。他们于上个月底刚被释放。在颇埃入狱时,我付出了许多关照:请医生去监狱,为生病的他办理假释手续,再次入狱时替他支付保释金等等。
今早,颇埃和其他八名酋长一起来了。他们进到吸烟室,按萨摩亚的习惯在地上蹲成一圈。随后,他们的代表开始说话了。
“我们在监狱里时,茨西塔拉赠与我们不寻常的同情。现在我们总算被无条件释放了,出狱后大家马上商量着,要设法表达一下对茨西塔拉的深厚情意的感谢。比我们先出狱的其他酋长里,有很多人作为释放条件,现在还在替政府修路。看到这些,我们也打算替茨西塔拉家修一条路,把它作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礼物。这是大家商量后的决定,请务必接受这个礼物。”原来,他们是想修一条连接公路和我家之间的道路。
只要是比较了解土著的人,谁都不会对这些话过于当真。但不管怎样,我听了这个提议非常感激。虽然说老实话,这事到头来,我还得因为出工具、饭菜、工钱等等(对方也许会说不要,但最终还是要以慰问老人或病弱者的形式拿出来)而破费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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