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气极，上书自辩，称戴所指责“无一事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纯属“诬妄”。还把一腔怒火，烧向朝中众大臣，怒斥“今举朝皆妇人也”。首辅李春芳自我调侃说：“满朝都是女流，那我不就成了老婆子了？”
自辩上奏，引来满朝文武的愤慨，大臣们联名弹劾，高拱拟旨批复称海瑞“词称请归（辞官），意甚快愤（泄愤），且固执偏见”，“御史官见其轻噪，连名纠劾，诚非过举”。
海瑞坐在府院正生闷气，吏部的文书已到，调海瑞南京粮储，即刻赴任。怒气冲天的海瑞疾书辞官。海瑞离开江苏时，沿路百姓欢送，但南京的官吏、乡绅，却以手加额，弹冠相庆。
对海瑞的应天新政，后人津津乐道。海瑞罢官叫得响，种种传说不胫而走，离历史的真相愈行愈远，岂不可叹！
其实海瑞何曾被罢官？朝廷认定他“不谙吏事”，调任粮储，避开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维护他来之不易的良好名声，也算是一种呵护。况且身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正四品大员，调任户部所属南京粮储，实乃平调，但海瑞倔劲上来，他“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
海瑞在应天功不可没，整顿赋役弊端，推行一条鞭法，澄清吏治，疏浚吴淞江、白茆河，减轻百姓负担，这些政绩，可圈可点，然负面影响也颇深远。他审理土地所有权的案件，不做翔实的调查取证，仅按“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官”的思路行事，连买卖已过五年的田产也强判大户退还，难免不公，引起新的冤案。他勒令大户退还“占夺”之田，苏松常镇四府乡官众多，不加调查，以政令代替法律，致江南经济秩序缺失章法，引起动荡。水灾期间，他又下令佃户不准向东家交租，债务人不准向债权人还债；责令富户乡官留足口粮，余粮贷于饥民，以致饥民包围富户乡官，索贷粮食，刁钻者甚至借贷多家谋利，还指富户存留口粮为余粮，强行借贷。这些都成了朝中给事中们的弹劾口实。
第三十二回 排除异己高拱恩将仇报
命悬一线徐阶墙倒众推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三月，海瑞辞官，六十八岁的徐阶又恢复了平静的乡居生活。但他隐隐感到不安，徐阶知道，李春芳是不至于立马调海瑞为南京粮储的，这风风火火的手段，定是高拱的手笔。想到这儿，眼前浮现出高拱凡事都心急火燎的样子，想起高拱在内阁向自己兴师问罪的气势。徐阶所料不错，高拱从未忘记自己被逐，灰溜溜出京的耻辱，他要报这一箭之仇。
李春芳虽为首辅，但是个至诚之人，是个太平宰相。当年徐阶致仕，李春芳长叹道：“徐公致仕，我难以久留，致仕回乡是早晚之事。”可见李没有恋栈之意。眼下张居正推荐的高拱来了，事事越位争先，更何况内阁中张居正、陈以勤都是裕王府旧臣，隆庆帝信任有加。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如此，所以李春芳去意更坚了。在此种情势下，高拱就大权独揽，为所欲为。
李春芳主政务求安静，“萧规曹随”，依遗诏、登极诏推行政令。高拱则全盘推翻徐阶的布局和拟定的政令。
先朝议礼得罪的大臣依遗诏予以起用、赠恤死者正推行中，高拱拦腰一刀，加以废止。他上疏隆庆帝说：“先朝得罪的大臣，以大礼议为多，而今褒奖、赠恤，显皇帝（隆庆之祖）在庙之灵难安，先帝（隆庆之父嘉靖）在天之灵难安，陛下每年入太庙祭拜，又何以面对？”隆庆帝听了，也以为然。于是数百得罪之臣，存者不复起用，死者不予赠恤。
徐阶为先帝扮英明，还群臣以公道，高拱则相反，坚持先帝之错，不恤群臣之冤。
紧接着，高拱出手第二招。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十月，改议方士王金英等人的罪名。当年王金英等妄进丹药，致嘉靖帝服后病情加重，法司论子弑父律，论死在押。为陷害徐阶，高拱上疏称：“君王妄服丹药而死于非命，不得正终，名声甚为不美。先帝执政四十五载，享年六十有余，因病去世，应称善终。而今指系王金英等所害，诬蔑先帝不得善终，天下后世将如何评价先帝？”可见高拱的本意并非偏爱方士，而是中伤徐阶，徐阶陷先帝于不义，岂不应开刀问斩？
不过高拱此次出招，费了点周折。
时刑部尚书葛守礼，慑于高拱淫威，第一个妥协，奏称王金英妄进药物无事实，以子弑父律论死不妥，改论为左道惑众的从犯，予以轻判。
终究还是有敢于直言之人，给事中赵奋上奏，反驳刑部之说称：“法司是主持天下公平的部门，此前重判，不为先帝设想；今又轻判，不怕后世议论。罪有首从，说王金英等是从犯，谁是首犯？如此执法，法还能依赖吗？”
可是，隆庆帝轻信高拱，王金英等终被轻判。
隆庆帝点到为止，没有深究徐阶之罪，高拱企图落空。
高拱重返朝廷，全盘推翻徐阶政令和布局，不以天下为重，全为一己私念，为后世智者所不齿，夏燮称其为“两世罪人”，既是嘉靖帝的罪人，又是隆庆帝的罪人，淋漓痛快。
高拱权势显赫，并不把李春芳放在眼里，加之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人官居言路，日夜聚会，揣摩高拱心思，伺机攻击政敌，朝廷乱象丛生。御史汪文辉仗义执言，上疏言事，严斥“颠倒是非，荧惑圣听”的窥伺攻击，主张和衷共济，消除朋党勾结，恢复朝廷的淳厚风气。
尽管汪文辉也系自己门生，但高拱心知汪的奏疏在讥刺自己。高拱暴跳如雷，汪文辉上疏三天之后，高拱即将汪文辉逐出朝廷。高拱公然报复，速度奇快。
高拱刚愎，悍相面目毕露，与大学士赵贞吉互相倾轧。大学士陈以勤处境困难，他与高拱是裕王府同僚，与赵贞吉是同乡，就在七月告病，请求致仕。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十一月，高拱处心积虑，企图撵走赵贞吉，于是高、赵关系告急。告急的原因在于对科道官的考察。徐阶以遗诏的名义放宽了言路，给事中、御史得以直言，轻易不致获罪。此乃政治清明的必须，指责朝政缺失，也于治国有利。但隆庆帝不免厌烦。隆庆帝与其父不同，他厌弃朝政，贪图玩乐，身边又围着一批诱使他享乐的太监。对言官的不断上疏直谏，深感厌恶。摸透了隆庆帝心思的高拱便极力逢迎，建言考察科道官。对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作全面考察。
对科道官的考察本有制度，可此次却是制度外的临时安排。说明科道问题严重，需经考核斥退不称职者。高拱此举，是挟带私货的。当年高拱挑战徐阶而惨败，关键就在科道的弹劾。提议考察，是一种路人皆知的秋后算账，意在驱逐不附己的科道官，扫清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临时考察按朝廷成规，由吏部、都察院联手施行。吏部尚书由高拱兼着，赵贞吉则兼掌都察院。
高拱建言考察科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赵贞吉忍耐不住，上疏隆庆帝。疏中称：“顷因御史叶梦熊言事忤旨，陛下严谕考核言官，包括已由言官升任在职者，考核范围近两百人，其中岂无怀忠报主、謇谔敢言之士？而今一概以放肆奸邪罪之，恐怕负责考察之部门（所司）奉行过当（扩大化），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气，非国家之福也。”
赵贞吉奏本所言句句在理，一位科道官言事不当，斥为“放肆奸邪”已过分，以此为由，指斥近两百位科道官一概“放肆奸邪”更加过分。赵贞吉又恐“所司”考察中搞扩大化，忠邪不分。话中有话，“所司”不就是吏部和都察院么？赵贞吉掌都察院，那么“奉行过分”，言下之意，指的就是吏部的高拱了。
赵贞吉确乎有先见之明，吏部考察科道，高拱主张罢斥赵贞吉所有副手；赵贞吉强硬对抗，主张罢斥亲近高拱的言官，吏部和都察院势同水火，剑拔弩张。
僵局形成，双方不得不坐下商议调解，高拱为达到驱逐言官的目的，先行妥协，表示赵大学士左右助手一概保留原职，赵贞吉也作让步，依附高拱的言官也可保留。达成默契之后，高拱大展拳脚，凡并不涉及赵贞吉关系者，徐阶提上来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一概贬斥，谁敢反对，高拱就命鹰犬弹劾谁，这种弹劾史称“搏击”。考察结束，斥退科道二十七位。紧接着，高拱对赵贞吉下手，第一鹰犬韩楫，上疏弹劾赵贞吉“（平）庸（专）横，考察有私”。赵贞吉深感陷于内斗，无法施展，厌倦高拱党羽的死缠硬磨，便上书乞罢。
赵贞吉在乞求退职的奏本中提醒隆庆帝说：“臣自掌院（都察院）务，只是因考察这件事与高拱意见不一。其他一些坏乱选法，纵肆作奸，昭然在人耳目的事，臣噤声不敢说，辜负陛下赋予的重任，真是个庸臣。高拱这个人，诚然是强横得可以。臣致仕之后，希望陛下让他回到内阁，万勿让他久专大权，广树党羽。”奏本上达，隆庆帝竟同意了赵贞吉致仕的请求，而高拱呢，仍旧兼任吏部尚书。
世事之变幻出人意料。徐阶救海瑞，提拔海瑞，而海瑞则令徐阶退田，虽出于关怀，为保徐阶的名声，却最终让徐阶灰头土脸，恶名流传四百多年。同样，徐阶栽培张居正，可谓不遗余力，而张居正呢，为抗衡赵贞吉，把罢斥的高拱引入内阁，最终差点儿让徐阶断送性命，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发展到自己与高拱的生死对决。
内阁成了走马灯，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七月，大学士陈以勤不屑内阁内讧致仕；十一月，大学士赵贞吉致仕。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五月，大学士首辅李春芳致仕。
首辅李春芳的致仕，事出有因，一是高拱“凌春芳出其上”，颠倒上下级关系；二是赵贞吉离职后，高拱独步内阁，“势益张”，处心积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