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蒋经国不安地答道，“听说中央社今天要播告全国。”
“有这等事体？”蒋介石眉梢一扬，从沙发中霍地起身，伸出手往前面的桌上一点，“经国，你把收音机打开，听听中央社的新闻。”
蒋经国点点头，忙趋步走上前，一把拧开收音机。一个软软的声音立时飘散在室内，那是中央播音员正矫揉造作地播放消息。
稍顷，收音机内便播报出李宗仁的“第一号命令”。
“中央社消息，李代总统发布第一号命令，即日起着手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李代总统声称，为了响应国共两党和谈的诚意，他将派专机前往张、杨二人的囚禁地，迎接二人共商国是……”
“一派胡言！”蒋介石勃然变色，大步走上前一把关掉收音机，几乎是朝蒋经国怒吼道：“叫毛局长毛人凤来。”
“总裁！”毛人凤佝偻着腰，诚惶诚恐走进来，怯生生地叫道。
“李代总统的第一号命令，你知道吗？”蒋介石剪着手，目光犀利地剜一眼毛人凤。
“这……”毛人凤情知不妙，忙小心答道：“卑职也是刚刚知晓。”
“刚刚知晓？”蒋介石脸已有些扭曲，一双手已夸张地向空中一舞，“你早干什么的？回溪口前，我都给你布置了，为什么又会生出如此事端？”
“校长吩咐的事，学生不敢怠慢，我一回去就召集同志们开会紧急研究，已作了妥善布置。”
“我的好学生都死光啦！”蒋介石孩童般地将手一挥，“你说说看，你们军统为什么如此不中用。”
“总裁！”毛人凤鼓足勇气，眼巴巴地望着蒋介石，自责着，“卑职无能，愿受具结。但是，他李宗仁想放张学良、杨虎城也没有那么容易。”
“喔？”蒋介石已然染霜的眉毛往上一扬，急不可耐地问道，“你安排好了吗？”
毛人凤将肥硕的脑袋点得鸡啄米似的，脸上堆满了得意而谄媚的笑容，“他李宗仁连这二人关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怎么放人？学生按照总裁的部署，已将军统的重要机构、人员、经费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他李宗仁那里根本就不能掌握什么。”
凭心而论，李宗仁发布的第一号命令与毛人凤无多大关系。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蒋、李斗法，张学良、杨虎城自西安事变后，已被囚禁达10余年之久，早已为世所瞩目。蒋介石明白，李宗仁故作姿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一则讨好全国民众，启动他的和谈方略；二则借机打压自己。这一箭双雕之举，蒋介石怎能不明白个中道理？他实在恶气难咽，劈头盖脸骂一顿毛人凤，是在寻找出气工具而已。
溪口受命（5）
人称“笑面虎”的毛人凤也是绝顶的聪明人，久居军统，刀口舔血，由一个小小的中校秘书击败众多竞争对手，坐上军统第一把交椅，已属不易。
为人部属，最讲忠心。但仅有忠心亦不够，还要领会揣摩主子的意旨，关键切忌聪明过头，要处处维护体现长官意志、长官水平。即使长官做错了，也要主动揽过责己，体现出长官的高人一筹和深谋远虑。
蒋介石在正式宣告隐退回到溪口前，毛人凤向蒋首先表示与“总裁共进退”，随即报告了自己为应付李宗仁的主张，已经将军统的全部财物、机要、档案、人事及指挥机构等，均移往台北。为应付李代总统，让徐志道出任空头局长。
当时，蒋介石大为高兴，连加赞赏说：“好！好！你走到我的前面！”
毛人凤遂跟从蒋介石回到了溪口。没想到，跟来没几天，李宗仁的第一号命令便让毛人凤替人受了蒋介石的责骂。
“毛局长，”蒋经国谨慎地望一眼父亲，便追问道，“当务之急是如何来补救？李代总统要放人，又是见报，又是广播，有那么简单吗？”
“总裁！”毛人凤冲蒋经国感激地点点头，心领神会，便大胆趋步上前委身在蒋介石旁边说道：“您但请放心，李代总统发布命令要释放的那些人都掌握在军统手中，如果军统不受命，那放人就无从谈起。”
蒋介石眨眼看了一下毛人凤，手指敲动着圆桌，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前一逼，并露出自己的一点点意图，“张、杨二人误国误民，不思悔改。还有……那些在押的政治犯大多冥顽不化，危害民国，我们当然不能放虎归山。他李德邻（李宗仁）要讨好共产党，释放这些人，简直是岂有此理！”
“总裁放心。我已经给各地的军统同志明确了纪律，没有总裁手谕，凡李代总统的任何命令，概不受理。”
“好的，好的。”蒋介石语气平缓多了，“毛局长，你马上去办理；决不能掉以轻心。关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不能放在贵州了。你赶紧去办理，给他们另找一个可靠隐蔽的地方。”
“是。”毛人凤这才如释重负退了出去。
蒋介石瞅着毛人凤矮胖的身影滑落门外，嘴角不由得绽开一丝讥诮笑意，道：“我倒要看看李代总统怎样放人。中国有句老话讲得好，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49年1月24日，重庆的冬天，阴云密布，虽至中午，然天象气氛与黄昏别无二致。
李宗仁坐上“南京政府”头把交椅，发出第一号命令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并声称将派飞机迎接张、杨共商国是。消息传到囚禁进步爱国人士最多的重庆，各报进步记者都倚借李代总统命令进行营救活动。
这天，一群记者走访国民党重庆市政府询问执行情况，市长杨森避不露面，由秘书长李寰接待，称：“市长政躬违和，尚在休养。释放被囚人士尚未获命令，无可奉告。”
记者们又拥到国民党“空司”重庆区司令部访问司令晏玉琮，晏答：“所询派飞机接送杨虎城一事，本部未获总部命令。”
记者们不辞辛劳，回头又找杨森。杨毕竟是个军人，说话干脆些，在记者包围之中，他说：“我还没有接到命令，就是接到命令，我从何放人？”
记者们一起诘问：“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是关在磁器口吗？”杨森扫视一眼喧闹的人群，没好气地答道：“你们比我清楚，我管不了这件事。”
记者们紧追不放：“谁管得了？”杨森恼羞成怒之下，脱口而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他们管关人。”
记者们遂蜂拥至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可他们根本见不到人。原来，作全力营救活动的几位记者，听杨森市长道破了真情，遂商议如何拜访“第二处”。各报记者一般与“政工处”打交道，对“第二处”向来敬而远之。这一次要破例。然而要找到“第二处”，对这几位记者来说还是新课题。
西南长官公署即抗日时期“军委会”原址，范围很大，房屋众多，机关林立。从下半城金紫门进公署大门，过广场，上大台阶经过几幢大厅，又下石梯，从左侧又上坡，拐弯进小门，旁边不远处有一条为人不易发现的小巷，穿过小巷即“别有天地”——一幢讲究的三层西式洋楼，登楼就是大会议室，正房就是二处的处长办公室。如果从老街公署后门走就近多了，但门警森严，非此中人不得入内。1948年《挺进报》的一位外围发行员，因不知老街底细，只认为是连接大马路的僻巷，在散发报纸时，被“后门”的门卫拉了进去。
这几位进步记者分途寻访第二处，东询西访，处处碰壁。有位记者本领不小，从大门摸索到了后门内的一个外会客室，接近那条不易为人发现的小巷，正迟疑不前，恰好遇见一位曾在新闻界工作过的熟面孔匆匆路过，便问：“二处走哪边？”那熟面孔不经意地朝小巷一指。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记者们闯进了二楼，直叩处长办公室大门。
“笃！笃笃！”里面习惯地应声：“进来！”进来的不是他的部下，而是一位陌生人。
记者送上名片，说明来意，徐远举压住惊恐，故作镇静地说：“兄弟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迄今没有接到毛人凤局长关于释放张、杨二人的确切通知。请诸位理解，我是军人，只知服从命令。”
溪口受命（6）
记者被打发走后，徐远举大发雷霆，要督察安国华追查怎么会让一个“共产党记者”跑进处长办公室。随即发电至台北保密局局本部，请示如何对付。
记者们哪里知道，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在行政上属公署领导，业务上却属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指挥；其实不止两线领导关系，它属于军统控制的公开机构，故还要受军统秘密领导，后面的领导线还要重于前二线。
在郑介民与毛人凤角逐军统头目时，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左右逢源，两边讨好，利用郑、毛之间的矛盾，巩固其在西南的地位；同时还靠拢政学系，接近张群（张两度出任国民党西南长官，政学系头头）、刘寿朋、张笃伦（杨森前任之重庆市长）。张笃伦与徐还有“裙带关系”。
毛人凤随蒋引退，成为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办公室要员，实际指挥保密局的活动。他指示保密局重庆站扩大为“西南特区”，除领导西南几省保密站外，还指挥部分“湖北站”和“西北区”。实际“西南特区”也就成了除当时大陆上“待解放区”的军统指挥机构。
按照军统组织原则，秘密组织要有一个对外公开机关掩护，但公开机关要受被掩护的秘密组织领导。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属公开机关，还要受军统重庆站领导。
毛人凤“随蒋引退”后成立“西南特区”，就派徐远举兼特区区长，更主要是需要他以二处来掩护“西南特区”。
徐远举一跃而为“区长”，成为公开、秘密双层军统的领导人，因此对毛人凤更是俯首贴耳。
实际上，李宗仁的特赦令一发布，蒋介石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