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张鹄离去，杨虎城不由得紧紧搂住幼女，黯然垂泪道：“要是爸爸死了，你可怎么办？”小女儿仰起天真的小脸，忙伸手往父亲的脸上轻轻一拭，稚声稚气道：“爸爸不哭，以后我们还要回蒲城老家。”幼女名叫杨拯贵，是其续弦夫人谢葆贞于1941年陪他在息烽坐监时所生，她给监禁岁月里的杨虎城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众所周知，因激于民族危亡的义愤，杨虎城和张学良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对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实行兵谏，痛陈他们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判十年徒刑，公开监禁。杨虎城虽暂时逃过蒋介石的处罚，但被逼交出兵权，带着夫人幼子及随员“出洋考察”，游历了欧州各国。
谁料到，他一回到国内，就被蒋介石无理拘押了起来。在这十余年的囚徒日子里，杨虎城夫妇及幼子和狱中出生的女儿，大部分时间被监禁在贵州深处的息烽。这里地处黔西北，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易于监管。军统在抗战爆发后，精心选定该地，建起了集中营，作为关押各类“政治犯”的重要场所。
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虽是西北军名将，但实力、地位、影响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至关重要一点，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一直在心里恨得痒痒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
张学良这时也被长期幽禁，但处境远比杨虎城强。子女未受牵连，还被送往美国接受教育，两位如夫人更是轮番陪伴。其次，张学良承袭家业根基，庞大的东北军虎倒余威在。再者，张学良与国民党上层如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和不少达官显贵交谊甚厚，他本人还曾是挂名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综合方方面面因素，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杨虎城就不同了。“西安事变”前，他只是西北军的一方小诸侯，历来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交游甚少。“西安事变”后，覆巢之下的十七路军已被打乱建制，重新整编。因此，杨虎城的处境特别艰难。3个年纪稍长的儿女虽被共产党妥善安置，但身边的幼子拯中和幼女拯贵一直不能出狱，为的是怕暴露其被关押的行踪。
至于其夫人谢葆贞，非但不能和青史留名的红粉佳人赵一荻相比，而且在监禁中不堪折磨，悲惨地死去了。
杨门惨案（2）
这成了杨虎城心中特别的伤痛。本来，抗战胜利后，杨虎城一家四口高兴异常。面对息烽那硕大无朋的玄天洞，杨虎城精神一下好了起来。八年抗战，中国取得了胜利。蒋介石肯定会将个人的怨愤抛于历史的烟云中，释放他出来。不说领兵打仗，建功国家民族，至少，一家人的自由会得到恢复。
然而，数月过去，仍不见动静。杨虎城辗转反侧，亲自给蒋介石写信，几回拭笔，撕了
写，写了撕，最终又觉不妥，还是期待蒋介石能主动释放自己。
玄天洞的槐花飘落了山谷，杨虎城迎来了1946年的深秋。
突有一天，息烽集中营被裁撤解散，全部搬去了重庆。过去那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也主动陪着笑脸，一口一个“老先生”，“恭喜您马上就要毕业了”。杨虎城一家终于吁了一口气，八年监禁，一朝自由，该是何等的快慰。
可是，他们一家很快就失望了，杨夫人谢葆贞情绪更是跌落到了谷底。当一家人满怀希望来到重庆，却被直接送到歌乐山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单独囚禁在了杨家山的一所平房内。
杨虎城倏地明白，命运的樊篱又在人生旅途中筑起了一道不能逾越的屏障。失望之余，他终日长吁短叹。夫人谢葆贞更是怒不可遏，常常公开叫骂蒋介石全无心肝，一帮狗特务不是人。
一年后，谢葆贞在愤恨中寂然逝去。
落魄夫妻百事哀。杨虎城带着嚎啕痛哭的一双儿女，扑倒在夫人冰凉的遗体上，久久不愿离去。后来，他将夫人遗体火化后，日夜怀抱幼女，以夫人的骨灰盒作伴，身体很快消瘦了下去。
就这样，杨虎城父子三人拥着谢葆贞的骨灰盒，在晦暗潮湿的歌乐山中又被监禁了近三年。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隐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勉撑危局。
一心谋求“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为了显示出他的和谈诚意，上台伊始，便回应共产党的要求，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由于杨虎城是共产党特别关注的人物，更是舆论焦点。李宗仁也不含糊，特别签署命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
消息传到重庆，引来各方振奋。杨虎城天天看报，留意重大新闻，分析时局之变，积极探询自己的结局。负责监管他的特务组长龚国彦被弄了个措手不及，报上总统令登了出来，他却没接到任何上峰的指示。情急之下，他干脆将这天的报纸藏了起来。
杨虎城读不到这天报纸，心里明白了八九分，肯定有什么重大消息。于是，他再三索要。龚国彦无法，支支吾吾中将报纸递了过去。杨虎城急忙翻阅，当他反复读到自己行将获释的消息时，一反常态，兴奋地高声叹道：“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龚国彦呆立在一旁，言不由衷地恭贺了一番。杨虎城叫过一双儿女，捧着报纸，又将自己获释的消息读了老半天。父子三人相拥一起，止不住热泪盈眶。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当新闻记者翘首期盼杨虎城出狱这个重大新闻时，却始终不见动静。他们立即赶往重庆市特别政府，询问消息。
市长杨森装做一问三不知，被问得恼火时，杨森居然答曰：“真是活天的冤枉，我这个市长又不管放人。再说，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实际上，杨森知晓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他还时常佯作关切之态，假惺惺地去看望杨虎城。外人不知，杨森早年投身滇军，依靠卖身求荣、卖友求官，逐渐由一名四川军阀投靠蒋介石，获得了信任。这个首鼠两端之辈当然不会买李宗仁的账。至于他与毛人凤，两人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当年毛人凤还是中校秘书，杨森堂堂的陆军上将，不惜猥自枉屈，主动将公馆让与毛人凤安顿家小，还和他结为了“干亲家”。
“那谁管放人？”记者穷追不舍。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急之下，杨森脱口而出。
这个第二处实质上就是军统西南站，站长便是杀人魔头徐远举。记者再一次追问到他，徐远举装腔作势道，需要毛人凤出具手续，人在什么地方只有他清楚。
可毛人凤像人间蒸发了似的，哪里能找得着他。各媒体均以“毛人凤在哪里”为题，猛炒“杨虎城行将获释”的新闻。
声言和总裁“共进退”的毛人凤此时正躲在上海族侄毛森的公馆里。李宗仁找不着毛人凤，便命他的保密局长徐志道去“放人”。徐志道根本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他答复说，即使知道了，没有蒋介石、毛人凤点头，人仍然放不出来。
李宗仁大为惊骇，这才明白手中的情治系统不过是个空空的魔术箱，需要变幻出的东西仍牢牢掌控在蒋介石手中。
杨虎城深陷囹圄，对于此等个中细节，殊多隔阂，当然不能明了。
毛人凤为应付外界舆论，忙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恨恨地布置道：“马上把杨虎城给我转移到贵州去。”毛人凤诺诺连声，领命而去。
可怜杨虎城父子三人空喜一场后，迎来的却是更大失望。十余天后，就在杨虎城望穿秋水，期望自己获得新生之际，看守组长龚国彦却突然通知他转移去贵阳。
就这样，杨虎城父子三人与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在分离十余年后，又团聚在了一起。他们在周养浩和新任看守组长张鹄的监管下，被秘密转往贵阳黔灵山下的麒麟洞，监禁在了军统过去修建好的一排平房里。
杨门惨案（3）
有了忠心耿耿的秘书宋绮云相伴，杨虎城总算得到了些许的慰藉。凭心而论，初到贵阳，杨虎城对获释幻想犹存。他认为蒋介石已隐退，李宗仁主政，命令都宣布了出来，无非拖上一些时日，自己就会获得自由，因此，他更加留意看报，分析时事。终有一天，当渡江战役的胜利传来时，他预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蒋介石非但没有抹去13年前与他在政治理念上的歧见，代之而起的还有蒋介石心中那阳光无法照见的浓重阴影——对杨虎城的恨已刻骨铭心地转化为一种极致的私仇。
郁闷中，杨虎城多次对秘书宋琦云说：“我对不住你，害了你带着家人跟我吃这般苦，受这般大罪。”宋绮云立在一旁，眼含热泪，反复宽慰自己舍命追随的老长官。监视的特务们见此情景，也忍不住唏嘘感怀。
1949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带着大批人马从广州飞往重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四川军阀杨森，强行组织起袍哥、地霸、社会名流，声称有8万人的欢迎队伍，从机场到市区，逶迤致意，欢迎蒋“总统”西狩重庆，指挥戡乱救国大业。
蒋介石发表即席讲话，声言欲借助大西南人力、物力的地理优势，准备打第二个抗战，誓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激情作态后，蒋介石撇下8万人的欢迎队伍，夜宿林园。说是到大西南打第二个抗战，实实完全是广州易手前的仓皇出逃。他心里说不出的难过，焦躁烦闷中，蒋介石叫来了陪侍一起的毛人凤。
“杨虎城在什么地方？”蒋介石手捧一杯白水，明知故问。
毛人凤心里“格登”一下，忙答道：“卑职按委座意见，已妥善转移至贵阳。”
“这个……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关了多少乱党分子？”蒋介石又问。
“报告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