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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有兴味的是，徐远举、沈醉、周养浩、成希超四人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他们同一天在昆明落网，关押在监狱后，彼此又见面了。徐远举挖苦沈醉说：“满以为你卖友求荣，必定荣华富贵，不想你也落到这步田地。”对于周养浩，他更是挖苦讽刺，“徒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
周养浩则称他“刻薄少人性，五大三粗，不学无术”。
三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分隔开来。
1973年初，徐远举因突发脑溢血不治，在北京复兴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沈醉活到了八十年代末，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其生前撰述的有关军统的专著，引来洛阳纸贵，他本人更是成了一个“出土的”传奇人物。
暗杀名单上的国民党大佬陈仪，因弟子汤恩伯出卖了恩师，被绑架去了台湾，后被公开枪杀。白崇禧桂系本钱输光，彷徨海南，蒋介石诳骗他说，“我在军事上离不开健生老弟”，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后，失望地说：“健生自投落网，结局堪忧。”
1949年12月9日夜，成都北较场中正楼。蒋介石围着炉火，望着墙上的耶稣受难像，目光呆痴。毛人凤手捧着电文，战战兢兢地拘立于一旁。良久，一个冰冷的声音如同冰窟里冒了出来：“讲，但讲无妨。”
“总裁，”毛人凤嗫嚅着道：“刚才接到电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四人已公开通电投共，川南的郭汝瑰也步其后尘，叛变投降了共产党。”
“娘希匹！”蒋介石一掌拍在炉案上，霍地立起：“卢汉、刘文辉这些人背叛我，现在连我的学生也背叛我。农夫和蛇的故事，那是哪个讲的？哦！是岳军。怪只怪我们太手慈心软，防患不严，尤其是对这些人不该抱有幻想。就说卢汉，明知他有投共叛国的迹象，我还对他心存幻想，不怪你们，怪我当断不断。”
毛人凤待蒋介石打住话，便试探着问道：“现在我们制裁他几个不稳的异己分子，可以震慑住那些人。”
“晚了。”蒋介石失望地叹了口气，“古人云，做事不可在人后。我们处处在人后，民盟那些捣蛋分子，个个都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给弄走了，各地的封疆大吏降的降，跑的跑，就是上了那张制裁名单，又被制裁了几个？”
毛人凤顿时脸色惨白，惶恐地答道：“总裁，都怪卑职办事不力，有负总裁厚望、党国深恩。”
“不怪你们。”蒋介石依旧大度地一挥手，转过头反问道：“那个陈仪被处置得怎么样？”
“我们已将他转移到台湾，由军统严加看守，绝不会出任何差错。是不是把他立即制裁掉？”
“现在不用。”蒋介石陡地提高声音，双眼满含怒火，“这个陈仪也是我党国元老，关键时候贪生怕死，恋栈荣华富贵，居然策反党国高级将领公开投共。此人虽早上了那张名单，但我一直没让你们执行。为的就是交由军法审理，公开处置，以正告那些异己分子。”
陈仪何许人，怎令蒋介石如此仇视呢？这还得从汤恩伯与他的师生之谊说起。陈仪和杨杰一样，是国民党元老，跟随蒋介石征战多年，深得蒋的信任与器重，先后担任军界、政界重要职务。他官至陆军中将时，汤恩伯年少欲觅个人出路，正苦闷无助，得到父亲老友陈仪的指引和资助，从而得以赴日本进军校。汤恩伯回国后投身军旅，无所依靠。经陈仪的提拔与鼎力推荐，始得蒋介石的逐渐重用与信任。汤恩伯为此感激涕零，人前人后直呼陈为“干爸”。
解放战争后期，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不愿打内战。他决心利用自己与汤恩伯的私谊，策动他起义。于是，陈仪遂写密信给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的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汤恩伯为了效忠蒋介石，不惜出卖了自己的老师。他将陈仪的信当即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愤怒无比，认为国民党的惨败都是这些不忠的官员造成的。蒋下令汤恩伯逮捕了陈仪。这时，“太子”蒋经国因为陈仪过去对他的不恭，又火上浇油地奏上了一本。
蓬山此去无多路（6）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敛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上海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百姓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查封店铺；不肖之徒，乘机勒索，使蒋经国的金融整顿行动受到了影响。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其有烦言。蒋介石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到，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令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
不久，蒋介石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介石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介石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蒋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负责执行。谁知这副团长是潜伏的共产党员，后来解放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地转到解放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本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纷向浙江省政府告状。省主席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就吃紧，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陈仪对蒋经国沉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完，从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蒋经国，叹道：“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一言不发，转头而去。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以失败收场，正苦闷伤神，无处发泄。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个大钉子。原本就恶劣的心态愈加不能自持。他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其父告御状，难免添油加醋，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介石闻言，不假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电话给陈仪，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答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随即赶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浙江省主席一职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磊接替。
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政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名闲散军官被枪决以灭口。这段骇人新闻当时曾被上海的各大报纸披露。
汤恩伯拘押陈仪之事发生于1949年2月底，正是蒋介石1949年元月第三次下野之后。此事的发生令人目瞪口呆，李宗仁身为代总统，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被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
事后，蒋介石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上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全由蒋介石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由此可见，蒋介石专制体制下个人专断的恶劣。
陈仪之死是带有一定悲剧色彩的。1950年6月18日晨，曾与陈仪在福建共同推行过“新生活运动”的老相识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这位号称蒋介石手下的“五虎上将”是接受陈仪死刑命令的招待官。他神色黯然地走向陈仪说：“陈主席，请一路走好。”
陈仪淡然一笑道：“死，何足惧哉！今有故人相送，老夫足矣。”蒋鼎文黯然，一时难以找到说词，良久，他沉沉地点头道：“好吧。”便嘱惟一的随身厨子为陈备水沐浴、更衣。
陈仪从容不迫，对镜整容，打好使用多年的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
两个士兵欲上前扶持，陈仪一摔两臂，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抵刑场后，陈仪稳步下车，扭头对行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口称：“人死，精神不死。”陈仪死时，年67岁。
另一个暗杀名单上的大佬白崇禧虽然在大陆逃过了蒋介石的暗杀，但他终于在台湾被军统制裁掉了。1949年7月到1950年初，自负的白崇禧手中数十万桂系大军被歼灭，他徨海南岛，蒋介石害怕他去了共产党这边，就诳骗他说：“我在军事上离不开健生老弟。”白崇禧信以为真，慨然赴台。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后，失望地说：“健生虎落平阳，结局堪忧。”
果然，白崇禧去了台湾后，被解去了一切公职，不再受到任何重用，甚至连个“国策顾问”类的闲职也没当上。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抵达北京，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的回国，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却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白崇禧也就自身难保了。据说，白崇禧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曾很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德邻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蓬山此去无多路（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