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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
帝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齐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人，颇怀去就。帝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孝文崩于行宫，及宣武即位，芳手加兗冕。孝文袭敛，暨乎启祖、山陵、练祭，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宣武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振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芳表曰：
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唐虞以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武门。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武门左。”今之祭酒则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人，教学为先。”郑氏注：“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臣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址，至于国学，岂宜舛错？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见存，仍旧营构。
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唯以二，或尚东，或尚西，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效。《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四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旷。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儒礼官议其定所。
从之。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然廉清寡欲，无挠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贾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兆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云：“以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贾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内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用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社稷、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缘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正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祇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孝文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宣武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是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默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依事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
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大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人望见既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证也。
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稷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
宣武从之。
芳沈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子恂之在东宫，孝文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帝叹其谦慎。帝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孝文乃为恂娉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
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