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上发誓时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撞上王老九。”
除了和上海本地清帮势力的角逐之外，斧头帮与其他省份的驻沪组织也有过几次交手，但最终都是大胜而归。以湖北会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上海滩，湖北人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但到了王亚樵面前，他们却每次都相形见绌。当时，上海滩曾有人编过一首打油诗，来叙说这种情形：“十只九头鸟，斗不过一个王亚樵；王老九九只手，能捉十只九头鸟。”
有着江湖人的手段，但是又有知识分子的头脑，这便是王亚樵的真实写照。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王亚樵也开始着眼于组织的建设以及身份的隐蔽。在他看来，斧头帮光有一个“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名头还不够。为了站稳脚跟，他特意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帮”披上了堂而皇之的法律外衣，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聪明之举。除此之外，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帮会资源，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王亚樵又进一步挑选精通文墨的门徒，组织起一个“公平通讯社”。
作为一个地下帮会的龙头老大，可以说王亚樵的种种作为既让人侧目，又让人赏识。组织上，他力求与法律合拍，舆论上他又善于操作。在斧头帮之后的数十年，国外黑社会组织很多都采用了类似的方式。这足以证明，作为一个帮会头领的王亚樵实在堪称天才！
4。悲情革命
从历史角度而言，帮会天才并不等于犯罪天才。王亚樵的很多作为，其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在上海期间，他并没有在帮会斗争中沉沦，相反却依然热心政治，广泛地参与爱国民主斗争。
1919年，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以国民党党员身份，上书孙中山先生，建议“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组织暗杀机构，干掉段祺瑞。虽然这个提议最终被孙中山否决了，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王亚樵的心中，革命其实还是第一位的，尽管他的想法实在有些“非主流”。
在反对北洋军阀未果后，孙中山决定由上海回到广东，重组国民党军政府，王亚樵二话不说，扔下上海的徒众，随之来到广东，供其驱策。1923年，国内局势再度生变，段祺瑞与国民党的关系大为缓和，孙中山等人又决定联系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人共同出兵讨伐曹锟和吴佩孚。这一次王亚樵亲自披挂上阵，担任皖系军阀的联络人，并亲赴浙江，与军阀卢永祥接洽出兵。
在与卢永祥的这次讨价还价中，王亚樵可谓费尽心机。卢虽同意出兵，但却要求扫清身边的肘腋之患，特别是江苏都督齐燮元。卢永祥认为要想击溃齐燮元，就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因为徐是齐的手眼亲信，拥有上海7000名警察在手，因此不灭徐，不但有后顾之忧，万一失败，恐无退路。王亚樵见卢永祥坚持打自己的小算盘，于是只好慨然允诺，立刻返回上海，召集斧头帮中间分子郑益庵、朱善元、詹效伯、吴鼎九、何守鼎、史庆生等十数人，于1923年11月12日下午，在上海温泉浴室门口将徐国梁击毙。
这次暗杀是王亚樵暗杀风暴的开山之作，整个行动干净利落。回到浙江后，卢永祥对王亚樵大加赞赏，不但同意出兵，而且还委任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划出湖州一地为王练兵之所。
得到了卢永祥的支持后，王亚樵立刻在湖州八雀寺、三对门两山之间招兵买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两个日后名震中国的国民党高官——戴笠、胡宗南！在当时，这二人均是落魄江湖，王亚樵的收留可谓雪中送炭。尤其是戴笠，拜入王亚樵的门下也就意味着有了江湖背景，这对他日后纵横于中国情报界可谓大有裨益。
历史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延续……王亚樵的奔走努力最终没有白费。
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王亚樵任安徽副宣慰使，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打倒军阀。在这之后，虽然几经生死，但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人生的最高点。1927年，国民党宁汉分裂，蒋介石和汪精卫分道扬镳。为了迅速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定都南京，并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
按常理而论，这本是王亚樵崛起于政坛的最好时机，但一件让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却发生了。是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清党运动，无数革命志士遭到无辜杀害，国共合作破裂，北伐中道而废。
眼见革命理想再一次付之东流，王亚樵怒不可遏，并于国民政府奠基当日，登台演讲，怒斥蒋介石倒行逆施，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
这次演讲之后，王亚樵很快便被蒋介石通缉，只好再次逃回上海，遁入江湖。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王亚樵彻底陷入了政治的低谷。内心的苦闷让原本就性格偏激的他变得更加决绝，他开始固执地认为只有暗杀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顽疾。
“革命嘛，谈是谈不拢的，那就只有你死我活地搞下去。而军阀势力庞大，硬碰硬势必涂炭生灵，所以最好的办法就只有定点消除、暗中拔桩。”这就是王亚樵的革命理论，看似有些鲁莽，但细究起来却充满了豪侠气概。纵你有千军万马，我仍要乱军阵中取你首级，这可不是一般江湖好汉干得出来的，更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们可以想象的。
总而言之，你可以说王亚樵偏激，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也确实没有顾忌个人的生死名利。而这之后的事实也在不断地佐证着这一切，王亚樵确实是一时豪杰！
5。暗杀风暴
在王亚樵的人生中，1929年之后是真正的精彩所在。
1930年，王亚樵投身“讨蒋运动”。并于7月24日派弟子王于廷、夏绍恩等人在上海招商局门前打死了为蒋介石筹划军需的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1931年，还是7月24日，王亚樵又派二十余人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此役虽然没有成功，但却震惊了国内，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王亚樵与沈钧儒等人声援马占山，筹集巨款，支援东北义勇军。随后，他又命弟子王铁明等人组织“铁血锄奸团”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暗杀汉奸、日寇。
1932年1月28日，日军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淞沪大战爆发。当天，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斧头帮门生，宣布“全力以赴抗击日寇”，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亲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合3000余人，成立20个大队，开赴太仓战场，配合19路军浴血奋战。3月初，王亚樵又派弟子龚湘龄选拔水手7名，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炸伤日本“出云号”兵舰。
由于中日之战极大地影响了各国在上海的经贸活动，最终双方只好接受国际调停。“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来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此时战事刚刚结束，日军这种赤裸裸的挑衅举动让所有中国人都义愤填膺，以至于一直窝在南京的蒋委员长也大感面上无光，派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
由于是暗中破坏，因此这件事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由王亚樵来安排。考虑到庆祝活动不允许中国人入场的因素，王亚樵立即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约了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商议行动计划。随后，在王亚樵的授意下，安昌浩于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与其手下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人筹划轰炸“庆祝大会”。
4月29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以朝鲜殖民地公民的身份，穿戴日本服饰进入会场，并在第一时间安放了定时炸弹。由于组织计划周密详细，王亚樵的这次暗杀行动获得了空前成功，炸死了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十三人。
此消息传到南京之后，蒋介石既高兴又难堪。考虑良久，最后只好命令戴笠送四万元给王亚樵。钱送到王亚樵处之后，负责送钱的国民党官员胡抱一恳求王亚樵给蒋介石写封感谢信，可没料到王亚樵却颇为不屑地说：“他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炸死白川义则，中日再度剑拔弩张。在提请“国联”讨论之后，最终各国代表决定推举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然而让人倒胃口的是，李顿爵士不光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谴责，相反却处处维护，贬低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一时间民间舆论纷纷，国人无不愤恨。原本就在风头浪尖上的王亚樵二话不说，立即组织人手，决定搂草打兔子，把这个李顿也消灭在上海滩。
11月10日，王亚樵派弟子龙林、唐明等人于华懋饭店刺杀李顿。不巧的是，当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宴请国际调查团，因此龙林等人扑了个空，期间又发生了一些意外，几人最终被巡捕房捉拿。
暗杀李顿失败之后，蒋介石终于抓住了机会，立刻下令悬赏百万，捉拿幕后主使人王亚樵。风声鹤唳之下，王亚樵只好暂时离开上海，避走香港。轰轰烈烈的大暗杀风暴也暂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6。英雄末路
王亚樵遁至香港之后，立即与国民党左派元老李济深等人会面。当谈及虎口余生的种种磨难之时，七尺男儿声泪俱下。而这也是有记载的王亚樵唯一一次失态痛哭，其实究其根底，这痛哭并非是因为恐惧，而是实实在在的失望。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在王亚樵看来不过都是一丘之貉。
在香港的这段岁月里，王亚樵虽然内心灰暗，但却并没有选择沉沦。伤心过后，他依然多方奔走，积极联系反蒋事宜，可无奈人心思变，在利益的面前，人的理想尤其不堪一击！很多曾经的革命同志，贪生怕死，贪恋个人权势，如余汉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