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张作霖的崛起历史，他与胡子的关系虽然复杂多变，但不可否认，在他风生水起的最初，胡子不啻为他的助推力量之一。特别是他对许多地方土匪的收编，更是扩大了自身的力量，为日后崛起称王做了一个很好的积淀。因此，有些史学家认为张作霖本身就是胡子出身，虽然不够准确，但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张作霖成功崛起之后，东北的局势并未有根本性的转变，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对大片属地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作为黑道存在的胡子并没有任何消亡的迹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局势加剧恶化，胡子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而面对着国仇家恨，这群行走于江湖的异类也到了选择的时候。
在当时，很多胡子放下杀人越货的买卖，投身于抗日队伍之中。就连杨靖宇和赵尚志所领导的抗联，其中也收编了大量有正义感的胡子。杨靖宇战死之后，抗联进入低潮，之后又发起了悲壮的西征。西征之后，抗联领导人将队伍分成十三股人马，使之融入整个东北大江湖，发动各地胡子继续抗日。而有关这段故事，也曾经在电视剧《十三省》中有过详尽而感人的描述。
除了加入革命队伍，铁血抗日之外，也有一些胡子做出了违背民族良知的选择。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谢文东和李华堂。
事实上，一开始这两人都曾是黑土地上响铮铮的汉子。1934年，谢文东参加过轰动满洲的“土龙山暴动”，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有一手好枪法的李华堂，则当过抗联第9军军长。但后来，随着抗联斗争陷入低谷，两个人都选择了偃旗息鼓，最后甚至跪到日本人脚下，成了卖国贼。
抗日战争结束后，谢文东和李华堂两人，一个成了国民党的第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一个成了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指挥，积极剿共，并最终成了人民群众的专政对象。其中有关谢文东这一节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著名小说《林海雪原》，而他也成了人见人恨的座山雕。
据说谢文东在被捕之后，曾经对解放军干部说：“我老谢当过抗联的军长，打过日本，后来走错了路，能不能饶过这一次？”
然而，愚昧如他的人怎么会明白，这种大节上的错误怎么可能被原谅？即便他参加过抗日，但最终还是当了汉奸；即便是他领回了民族英雄赵尚志的无头尸体，但最终却双手沾满血腥。可以说谢文东的一生就是很多东北胡子的人生缩影……
俱往矣，狗熊或许不该死，但叛国者必当诛。
3。华北往事·先天道·一贯道
在平津一带，如果说江湖，那么的确是花样百出，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江湖行规，甚至于也催生了一些头领式的大哥人物，但是如果要说土生土长的帮会，那么的确不算多。清末之前，义和团、红灯照等组织虽然也曾大行于世，但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帮会又有着一定的不同。
和以南方为根基的洪门、清帮相比，平津一带的帮会多以会道门为主，强调宗教色彩。这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理门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是，理门对于旧中国而言，贡献大于伤害。但其他会道门就大不相同了，比如我们将要提到的“先天道”与“一贯道”。
“先天道”最初是一个类似于宗教的团体，起源于明末清初，其总堂为金蜀堂，以下又分若干堂口，如积善堂、道德堂、宽道堂等等。根据有关资料记载，该道拜太上老君。先天道宣扬太上老君的灵魂寄托在教主的身上，极端强调个人崇拜。门下弟子入道之后要受三皈五戒，三皈指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酒肉、不妄语。可以说，在创立之初，“先天道”虽然有着封建迷信的外衣，但是基本上还秉持着佛教、道教的一些清规戒律。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先天道在传播过程中渐渐地走上了扭曲的道路。其门下弟子开始背离最初的宗教理念，并转换成单纯的迷信组织。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曾任少将旅长的江洪涛，在北平自称“先天道”大仙，成立“先天道总会”。该会从成立起就为日军华北参谋部所指挥，由日军北平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南云发给许可证，同时还一并成立“先天道防共救国会”。
也就是说，华北的“先天道”其实就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汉奸组织。表面上他有着类似于宗教的外衣，并吸收大量门徒，但骨子里，该会主张反共亲日，鼓吹中、日、满提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等日伪主张。
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江洪涛在北平城郊各区相继建立分支组织，改名“华北先天道”，取消“防共救国会”。而其地方组织，省设总会，县设分会，区设支会，乡、镇设办事处，并有民团武装编制。至民国三十三年在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建立有57个分会，在北平建有17个分会。
在“华北先天道”的历史上，卖国始终是主题任务。该道曾在多方面配合日军行动，为日军搜集军用物资，并配合日军对共军各边区实施武装及经济封锁。除此之外，先天道本身也建立了自身的武装组织，并与民团武装多次攻击八路军各运输点线，广搜八路军情报，然后每日向日军华北参谋部报告。
抗战胜利后“华北先天道”向国民政府投降，一贯善于利用帮会组织的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惩罚、追究江洪涛的卖国行径，反而任命其为军统局上校特务组长，利用先天道续行反共活动。在解放战争中，先天道曾搜集共军情报两千余件，击毙共产党干部四人。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先天道作为特务组织被留了下来，转入地下活动。江洪涛本人更是潜伏于共军侦察机关任情报员，充当国军内应，多次破坏公安部门办案。但是这一次他再没有逃出生天，1950年，因为组织武装暴动，江洪涛被捕，后判死刑，叫嚣一时的“华北先天道”至此彻底灭亡。
和“先天道”差不多，“一贯道”同样也是以宗教起家。在该道门自传的履历上，我们可以看到，远在千百年前，“一贯道”就已经创立于世间。不过很可惜，这是假的。事实上“一贯道”真正创立是在清末，其创始人名为王觉一。
王觉一，亦名希孟、北海老人，觉一为其道号。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省寿光币）人。约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自幼孤苦伶仃，三岁丧父，七岁母逝，替人放牛为生。
成人后，王觉一学会了算卦，还能扶乩、画符、“治病”，并自诩水精子化身，别号半仙。二十七岁时，王觉一加入先天道，并仿效道门中的前辈在山东青州建立帮会组织“东震堂”。传说，王觉一“四十岁后，因见左手掌纹形似古字，即自称古佛降生，并言梦见菩萨令其传道，当即设立教名”，“始称先天无生教，后为末后一着教”。后被人称之为“一着教”，而这也正是“一贯道”的前身。
在王觉一统领“一着教”时，该教会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存在。曾数次组织教众暴动，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一贯道”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暴力组织。
王觉一去世后，其弟子路中一承办道务，取《论语》中“吾道以一贯之”改名为“一贯道”。民国九年（1920），路中一收山东济宁人张光璧为关门弟子。因他布道能力出众，被路中一委以传道师重任，代表路中一到各地布道。
民国十四年（1925），路中一大病将亡，临终前，他发布遗嘱让其妹路中节执掌教权12年。此时张光璧正在单县传道，本有妻室刘率贞的他，却与女道徒、青年寡妇孙素珍勾搭成奸。此事引起了孙素珍族人的愤恨，扬言要严厉处置这对狗男女。张光璧见势不妙，赶紧携孙素珍逃回济宁避祸。路中节为了巩固教权，也抓住张光璧单县丑行，撤销他的点传师职务。张光璧势单力孤，无法与路中节抗衡，只得到济南另图发展。
民国十九年（1930），已在济南站稳脚跟的张光璧向路中节发难，宣称道盘已转，天命攸归，路中节掌道十二年，按阴阳合璧，六年即满，于是自称接续一贯道道统，为十八代祖师，是“平收万教”、“度尽九二原子归根认母”、“办理末后一着总收圆”的佛祖，并袭用明末大乘天真圆顿教创教祖师弓长名号，亦称“月长祖”，因而从路中节手中夺得教权，自诩白阳二祖。
夺得教权之后，张光璧以济南为据点，先后建立了忠恕坛、金刚坛、敦仁坛、礼化坛、天一坛五个佛堂。忠恕坛是总佛堂，其他四坛则各负一方，向全国各地发展。民国二十四年（1935），张光璧来到天津开荒布道，建立了天真总坛，其下有百余个佛堂，重要的有道德坛、浩然坛、普化坛等，并通过天津渗入东北地区。
民国十五年（1926），张光璧派张五福、杨灌楚、董雪桥三人在北京成立了“信一”、“德一”、“纯一”三大坛。其中以张五福“信一”坛发展最快。1939年1月，张五福把师尊张光璧、师母孙素珍接来北京，在北新桥财神庙2号设了“一贯道”总坛。并于1939年4月在东城郎家胡同50号院内办了有一百八十余人参加的“顺天炉会”，目的是训练骨干。
道门组织得到了发展之后，张光璧本人愈加膨胀，其触角也不再局限于传道。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后，张光璧率领一贯道投降日寇，成为华北日军的眼线。大肆宣扬“日本人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日本国旗是太阳，师尊属‘日’，担有天命”等汉奸理论，公开破坏抗战。
民国二十九年（1940），汪伪政权成立后，张光璧被任命为“外交顾问”，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警政部长周佛海、伪警政部次长李福久等人均加入一贯道，使一贯道又在华东地区有了新的发展，并通过上海传到两广地区。
抗日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接受审判的张光璧摇身一变，来了个“华丽转身”，投靠了国民党当局，并以“中华道德慈善会”的名义在南京公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