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接受审判的张光璧摇身一变，来了个“华丽转身”，投靠了国民党当局，并以“中华道德慈善会”的名义在南京公开活动。至此，“一贯道”的反动本质可谓暴露无遗。
解放战争中后期，“一贯道”利用封建迷信手段，迷惑大众，并充当特务眼线，大肆参与捕杀进步人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贯道教众又在平津地区散布各种谣言，鼓动群众闹事，甚至阴谋组织武装暴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为了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央政府最终决定将一贯道彻底取缔。至此，曾经徒众百万的反动会道门“一贯道”在大陆彻底灭绝，其核心骨干大多逃往台湾。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反动组织来讲，此时的生存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了，台湾也不是他们的乐土。1950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报一贯道活动，1952年由“内政部”依据《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予以取缔，罪名包括“败坏风俗，妨害治安，干预政治，为‘匪’利用”等。于是“一贯道”再次遭受重大打击，一度一蹶不振。
直到1987年，台湾放开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栏后，“坎坷无比”的“一贯道”才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面目，但此时的他们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行为也大有收敛，开始转向慈善活动。
三、南方传说
以组织数量而言，中国的南方自古以来就是帮会的“重灾区”。无论是洪门、清帮，还是明朝初年就存在的白莲教，几乎都是发源于江南地区，尔后才开始向全国扩散。
和北方帮会多以宗教形式扩充不同，南方的帮会组织往往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暴力宗旨。他们的存在就代表着反抗。因此，从严格的意义来讲，南方的帮会才更符合我们脑海之中的江湖形象。
而在洪门与清帮之外，南方的土壤里同样还滋生着其他的帮会组织。他们有的脱胎于洪门天地会，比如四川的“袍哥”，比如广东的“三合会”。但也有的帮会，本身就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体系，比如赫赫有名的“排帮”，比如凶悍绝伦的“斧头帮”。
正是这些帮派的存在，南中国的江湖才显得精彩纷呈。他们和庞大的洪门、清帮一起，构筑了旧中国的南派帮会体系。
1。袍哥·绝不拉稀摆带
在广袤的南方大地上，洪门与清帮执江湖牛耳，但除此之外同样也有其他帮会组织风生水起。比如前文所提到的“洪门长子”哥老会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哥老会这个同样复杂的体系中，还有一个下线组织更是鼎鼎有名，他就是哥老会的四川分支——“袍哥”。
九十年代初，一部《傻儿师长》曾经火透了大江南北，当樊傻儿带着浓郁的川腔说出“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时，一种久违的江湖豪情顿时扑面而来。
和洪门一样，袍哥在组织发展上也比较宽松，没有清帮那么多复杂和严苛的说法。只要有人引荐，在香堂上对各路头领行叩拜礼（不作揖），听舵爷赏封“排行座次”，之后就是袍哥了，就可以闯江湖结交朋友了。
至于说，好好的哥老会，到了四川为什么会有“袍哥”这个名称？江湖上的说法有两种，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中“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
总而言之，这两种解释大致相同，但都不像是真的。事实上，袍哥这个名称倒是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很多北方城市都出现过的流氓团伙“白鞋队”。该团伙以穿白球鞋为特征，非常好辨认。不过很遗憾，直到本书交稿为止，作者也没能找出“袍哥”和“白鞋队”有什么联系。
组织的名称起了变化，传承自然也就有所不同。在传统祭拜上，袍哥和其上线组织哥老会有着不小的区别，他们不拜五祖，而是主要拜关羽，并称之为圣人、圣帝。排座次也不敢有“二哥”。袍哥首领称为“舵把子”，副首领称“三爷”。他们也没有“四爷”，原因很搞笑，居然是因为杨四郎是叛徒。由于“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带”，因此对于不讲义气的叛徒惩罚很严厉，通常是“三刀六个洞”，要他死得很难看。
在袍哥的传统中，每年有三次大会。五月称单刀会（祭关羽）。七月称中元会，为已故弟兄设祭。腊月称吃团年饭。实则都是为吸收新成员，商谈一些有关香堂及码头事务。
从组织架构来讲，袍哥分五堂，成员的社会成分也大致有个界限，按民俗习用的顺口溜：“仁字堂（又称老人堂）讲礼讲法，义字堂讲打讲杀（多为绿林，俗称二房上的），礼字堂讲抓讲拿（多为社会下层）。”
和正统的洪门相比，袍哥的江湖习气更浓，黑帮气氛也更深厚。新入会者得交纳会金、月费。如要外走闯荡，请舵爷赐“公片”（又称字样，印有山头名称的大红柬帖，证明身份，也可充传递消息的信物），并由管事五爷传授江湖规矩、黑话、手势及外地的朋友关系，但必须酬以重金方可得到这些好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形式上，袍哥更加接近如今的黑社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完全就是利欲熏心之辈。相反，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这群四川汉子的表现堪称可歌可泣。
黑帮是不假，但黑帮就不可以爱国吗？别忘了，说到底，袍哥的命脉之中还流淌着洪门的血液。
辛亥革命时期，袍哥组织响应洪门号召，出钱出人，无数门下弟子喋血沙场，为中华民族走向共和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前云南督军蔡锷、云南将军唐继尧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并即组织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分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云南都督府都督。袁世凯调派八万人进攻云南，结果在四川被蔡锷大败。
在这次护国战争中，蔡锷与同盟会主要依靠的力量其实还是袍哥，他们组织武装部队，义无反顾，加入护国军，抛头颅洒热血，奔赴前线。在当时，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而其司令、副司令、参谋长也都是曾经的袍哥大爷。
抗日战争爆发后，袍哥大爷们再次振臂一呼，于是十数万蜀中子弟浩荡出川，再次谱写了一曲英雄悲歌。如果大家还记得电影《血战台儿庄》的话，那就一定忘不了那个死不瞑目的川军团长。毫无疑问，那个人的原型其实也是袍哥出身。国家危亡之际，他们没有选择投降，没有拉稀摆带。他们是用鲜血和生命在践行中国式的江湖之义。
在袍哥的抗战史上，英雄辈出，战死者不计其数，活下来的则是千姿百态。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范绍增，也就是《傻儿师长》的原型人物。
范绍增，名舜典，号海廷，绰号“范哈儿”、“大老造”，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13岁入袍哥，算是资深的帮会分子。
清宣统三年（1911），范绍增在当地袍哥大爷的带领下加入了同盟会，自此之后一路跌宕起伏，出生入死。民国五年，他官升团长，算是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班底。此后多次参加军阀混战，虽然有胜有负，但麾下人马却越攒越多。和一般的国军将领不同，帮会出身的范绍增格外在乎“义气”二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冒着极大的危险将共产党员王维舟藏在自己的部队里，使之躲过了无比凶险的清党运动。
1931年，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期间与刘湘争夺属地控制权。为了争取范绍增，刘文辉出重金五十万收买。然而可笑的是，他千算万算，却没有想到刘湘和范绍增本来就都出身袍哥。结果大智若愚的“范哈儿”先是把消息传给了刘湘，紧接着就拿着五十万重金跑到了重庆。在这里，他一掷千金，建了座无比辉煌的“范庄”。再之后，他又拿着剩下的钱跑到上海，受到清帮头子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盛大欢迎。并被清帮“大字辈”前辈、“仁社”的老头子张镜湖破格收为关门弟子，列清帮“通字辈”。在当时，这个辈分在清帮之中已经可以和黄金荣平起平坐。如果单论江湖辈分，那么“悟字辈”的蒋介石和杜月笙都要叫他一声“叔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范绍增请缨杀敌，只身赶到上海前线，任第十一兵团副司令。上海沦陷后，随军撤退到汉口。1938年初，范绍增被蒋介石委为第八十八军军长，但搞笑的是，蒋委员长却不发枪不给人，让他自募兵员抗日。
按照常理来说，蒋介石的这种任命如果换在别人身上，恐怕就只有骂祖宗、闹心的份儿了。可是范绍增却有的是办法。对于这个无厘头任命，他几乎没有任何埋怨，而是利用自己的帮会身份，在四川广泛地发动袍哥弟兄，很快就编成了4个团。紧接着他又散尽家财，拿出自己的财产，购买武器、装备部队。
1939年初，范绍增率八十八军出川，在江西东乡一带同日军作战；次年夏，又转移浙西作战；冬，调太湖张渚地区担任防守。当年，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偕伪军两万多人进犯，双方在宜昌一带展开激烈的拉锯战，范绍增亲临第一线督战，终于击败日军。
1941年春节时，八十八军驻地百姓慰问范部。范绍增非常谦虚地说：“这回打日本人，不是老百姓帮忙，还是打不赢的。二回我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要吐我们口水！”
如今我们细细想来，如果这番话是出自一个知识分子之口，那么倒也没什么。可它却偏偏从袍哥出身的范绍增嘴里说出来，这就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
1942年5月28日，范绍增率部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中将。酒井师团长被炸身亡，这一仗在日军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在日本陆军历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
紧接着，范绍增连战连捷，第二天，又率八十八军击伤日军四十师团的少将旅团长河野。一时之间，在正面战场上，大名鼎鼎的范哈儿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