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不小心就会摔出来，后一种很严密；前一种车上有各种管道、铸铁手柄、传动皮带等等，后一种同有这些东西，倒有录相机加彩电、小酒吧、电子游戏机、卫星天线、全球定位系统等等；前一种很难开，后一种是人就能开，除了数盲本人，但他也不是真不能开，只是觉得开车失了身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区别。前一种车是我的人开来的，后一种是傍肩们开来的。现在他们正在广场上换车开，三五十辆结成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开出去，到山道上赛车；剩下的人在广场上，有五六千人，有个骡马在集的气概。这么大的集会，假如我不是头儿就好了。但是我们这辆车开来时，所有的人都对我们鼓掌，并且有人在扩音器里说：老大哥王二来了，可以开始了。这就是说，这本烂账又记在我头上。我觉得有股要虚脱的感觉，但是挺住了，站在车头上，大声问道：吃的东西够吗？底下人就哄我：老大哥，闭嘴！俗气！车还没停稳，就有些女人叫我们车上的人：喂！陈犯！我在这里！刘犯，快滚过来！这是弟兄们的傍肩在打招呼，都是砸碱时傍上的。但是没有叫王犯的——我忘了通知她了。
在医院里我又见到了蓝毛衣，她和我一样穿上了白底蓝条的睡袍，跷着二郎腿，坐在走廊里的沙发上和小护士吹牛，说这一回她肯定上吉尼斯大全。假如先抽她，她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受鞭刑的人。假如先抽我，她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受鞭刑的女人。这孩子身材不高，有一点横宽，体质极佳，十之八九打不死。我们俩在医院里大吃大喝，鸡鸭鱼肉不在话下，还吃王八喝鹿血。原来定的是我八下，她六下。上级的指示有两条：1。一定要抽得狠，抽得疼，把歪风邪气打下去；2。一定不能把我们俩打死，以免国际上的人权组织起哄。说实在的，这两条指示自相矛盾，乱七八糟。可以想象有一条是首长的意图，还有一条是秘书加上去的。但是都要执行。所以就把我加到十二下，把她加到了八下，给我们俩吃王八，还请了些五迷三道的大气功师给我们发气。除了这些措施，别的医疗保障方案还很多，但是都怕负责任，让我们自己定夺。这些方案都是胡说八道——试举一例，让我练铁裆功健体，在睾丸上挂砖头——只有一条有道理，我们接纳了。那就是在受鞭刑前灌肠导尿。大庭广众下，被打出屎来可不好。
现在我知道这件事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国家花了宝贵的外汇从新加坡的历史博物馆买来了藤鞭，那种东西浸了药物，打一下疼得发疯，事后又不感染——只是对我来说，有没有“整后”大成问题；从外省调来了武警，以防那天出乱子；与此同时，海滨路正在搭台子。这些事和我没有关系，我应该在日记里多写点我的问题。
星期四晚上，有人运来了一台很大的音响设备，有他妈的逼好几十千瓦，对着话筒吹口气，山海关都能听到。先有人说，上星期是我们技术部老大哥生日！我们的老大哥王二，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乍听时几乎晕过去，一切不受惩罚的幻想都破灭了。到了这个地步，心里挺平静。在我看来，僭称万岁的事最严重，一有人提就死定了。但是居然就没人问。现在看来是有关心我的人把这事按下了。
有关万岁的事我要补充几句：我们部里有好几位浪漫诗人（我不能举出名字，以免他们也受鞭刑），但我认为，诗人的定义就是措辞不当的人。当然，数盲诗人不在此列。他们的问题不是措辞不当，而是诗写得太长而且永不分行。我个人的意见是措辞不当相对好一些。上星期有位数盲诗人在广播里朗诵诗篇，从早九点到晚八点，连题目都没念完，是否过分了一点？
那天晚上的餐桌上有各种好东西：香槟、茅台、鱼子酱，我们预备的东西全扔掉了。等到party散了以后，桌上还剩了大量的食品，全是特供。后来数盲让我招出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们又让各特供点清点，仿佛我犯下了抢劫罪。我认为他们应当回家清点。但是局子里的人说，不能这样报上去，否则会说我偷到他们家里去了。
从正面来说，我已经体会到鱼子酱为什么是特供（危险品）了：这种东西太好吃，足以使人为之厮打起来。而在数盲那里就没有危险，他们好吃的东西多极了，犯不着为它打架。
后来大胖子要露一手美声唱法，不幸的是话筒有毛病，他嗓门又大，故而完全失都，满山满海都是驴鸣；别人就把他撵下台去。上来一个乐队，玩的又是重金属，好在我及时用棉花把耳朵塞住了。后来有人建议让砸过碱的大哥大姐们跳迪斯科，我就没有听见，糊里糊涂地被人放倒上了镣铐，这回可是铸铁的真家伙。爬起来以后看见大家跳，我也跳。别人是一对一对的，我是一个人瞎扭，自得其乐。忽然有人在我背上点了一指，回头一看，是我前妻。穿着套装，很合体，脸上浅笑着，妩媚之极。我赶紧把棉花掏出来，这会儿不是乐队吵，而是铁链子哗哗地吵。因为所有跳舞的男人都戴镣。我说：报告管教，忘了通知你。她说：没有关系。我说：又要劳动你送我去砸碱了。她说：大概吧。你是有意的吗？我想了本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有意，也没有什么事是无意。她凑过来，贴住我的脸说：你很诚实。这时候有人宣布说，各房间都有热水，可以洗澡，也可以喝。这就是说，早有人把深井启动了。深层地下水是特供的，它的危险性在于可以洗澡，洗澡很舒服，洗了还想洗，就会把水用光；我们用当然犯法，这是因为假如我们抽走了深层地下水，表层带有盐碱的水就会渗下去——数盲抽才没有问题，虽然他们抽了地下水，表层水也会渗下去。这件事我负完全责任——听到这条通知，她就带我去出操。进了房间才发现镣铐都打不开——后来是用手锯打开的——所以只好戴着干。那天晚上她没有发口令，我自己就行——事后她说：这样的情形是第一次吧。我说：是。她又说：这说明，你爱我？我说：大概吧。她一听，眼睛里全是泪，因为这回答不能让她满意。她又问道：那你可爱过别人？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她就说：那我死了也不亏。后来又干了两三次，都是我主动。然后我们开着她的车回我的小屋，喝了很多酒，又干了很多回。后来就睡了，再以后我醒来，我前妻已经走了，到现在还没见着。
假如我在受鞭刑的时候死掉的话（这一段是我受刑前写的，现在知道我并没有死），希望领导上能把这个日记本交给我前妻。这个笔记本里有好几处说到我爱她，希望她看了能够满意。我一直不肯告诉她，是因为她是我的管教，我是她的“王犯”，这种关系比爱不爱的神圣得多。而那天晚上我告诉她，我大概爱她，情形和现在差不多，我觉得自己快完蛋了。当时我们那间屋里点着床头灯，挂着窗帘，但还是一会红、一会绿。这是因为有些混蛋带来了船上用的救生火箭，正在不停地燃放，而且火箭朝小区飞去。还有人在喇叭里说些放肆的话，恶意攻击——我没有说过这些话，但要对此负责任。窗帘上火光熊熊，不知烧了什么东西，很有可能在烧房子；后来才知道是烧木板箱。在这个地方开这种party，罪在不赦，因此我觉得自己很有可能被枪毙。当时我还本过，假如要枪毙我，千万别遇上球墨铸铁的枪。那种枪虽然不危险，但是拉好了架式等它不响，响的时候又没准备，死都死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和她肌肤相亲，一切禁忌都不存在了。
除了告诉她这给，我还要告诉她，在小木屋的地板一面，有个木箱子，里面有点贵重的东西。有一套雕刻的工具、钢制的小刀等等，这些东西别人见了就会抄走。谁知道呢？也许她的下一个傍肩也是艺术家，这样就能派些用场。有些旧版的图书画册，还有我过去全部作品的幻灯片，给她留作纪念。还有几千美元，是我哥哥托人带来的，决不是黑市上换的，送给她——当然，假如要没收，我也没意见。有意见也没用——我已经死了。
五、 鞭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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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进医院时，脊梁还完整。中间出来一次，是到广场上挨鞭子。后来里面住了很久。初进去时，还要交待问题。每个新见面的警察都先递个小本子过来，说道：老大哥，先给我签个字，然后咱们再谈。我成了明星了，虽然我什么都没干。就说市府小区断电的事吧，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刚下了车，整个西山忽然灯火通明，我倒大吃一惊：这儿怎么有电哪？顺便说一句，电也是危险品，可以电死人。早就没有电了，自己发的不算。领导那里当然有电，他们勇于承担风险。正好电业局的老大哥在我身边，告诉我说：西山一直接着小区的电网，日本机组，好使着哪。我又问：会不会超负荷？他就哈哈大笑：这边一接通，那边就断掉了。所以那天晚上市府小区一团漆黑。本来一团漆黑时还有件可干（拿肚皮拱人），但是夫人们也都不见了——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来之前还洗劫了家里的电冰箱、贮藏室。既然没有电，暖气也就停了，数盲们在黑暗中，又寂寞，又冷，还没人给他们做晚饭，生生饿了三天，只吃了些饼干。因此这个祸就惹得很大。公安局的老大哥后来说：你也该挨抽——第一、那天晚上不请我们；第二，我替你挨了多少骂！电话都炸了窝，让我派人上山拿人，都是我按住了。顺便说说，老大哥是常务副职的俗称，另一个意思是非数盲，各单位都有。我回答说：第一，以前我真的不知道公安局也有老大哥和弟兄们（他当即反驳说：屁话，数盲能办案吗？）假如挨了鞭子不死，一定补过。第二，我认为不值得感谢，因为那天夜里我们人多，你们敢来，恐怕是走着来，爬着回去。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张臭嘴——但是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