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科，但是人民手里也没有神灯，人民币是需要劳动才能够换取的。强行高积累，疯狂的基建，扩大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都在为经济危机不断积攒底火。商店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很多人在看，掏钱购买的人总上不去。
各个企业为了不断扩大生产能力，都在发行股票，国家为了基建，也要发行债券，中国人民热爱储蓄，这样的结果更让消费品销路一直下跌。为了能够更有效的抽取资金，共和国的房地产业可以说起到了“伟大的功绩”。按揭买房，让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除了欧美之外，共和国的贸易对象多数是以原材料作为支付的，共和国现在是有物资，没现金。
“欧美的形势这么差？”工商银行行长俞石柳问道。
人民银行外汇处处长宋三平答道：“我作为和美国贸易谈判的全权代表，和美国财政部有过几次会谈，至少美国人现在已经快疯了。尼克松竞选失败，就是因为共和党任内爆发了美元危机。肯尼迪说什么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凡是和美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现在压力都很大。”
“我们和美国不是一直在维持一个相对的贸易平衡么？美国人到底想做什么？”俞石柳问。作为三大国有银行当中最强势的一个，俞石柳不得不更注意这个问题。
“美国要求我们共和国全面开放自己的市场。他们要求我们履行《中美友好通商协议》里面的所有协议。”宋三平答道。
听到这话，会场里面响起了一阵不怀好意的低笑声。
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工作，周恩来对银行团同志们的“幽默感”稍有些了解。这些银行团的白毛老狐狸们，在精神构造上居然还存在一些“童趣”的因素。至少提到美国的时候，大家更喜欢用笑声表示某些情绪。银行团的同志们普遍喜欢美国，在这个地球上，坚持“全球化自由贸易精神”的，除了共和国之外，就属美国了。哪怕只有这一个共同点，共和国的银行团就十分喜欢美国
两国都致力于自由贸易，希望全球每一个人都能够加入自由贸易体系。对中美两国来说，自由贸易就是财富的源泉。特别是共和国，国内贫乏的购买力以及日益强盛的生产能力，必须依靠对外贸易来解决。就连党内最左倾的同志，都不敢坚定的反对“自由贸易”，银行团喜欢问一句话，“中断自由贸易的话，我们生产的产品谁来买？”
共和国是工业国，只要产品卖出去，就只有多赚少赚的问题。二战结束才十几年，战后的复兴期加上殖民体制解体之后各个前殖民地国家的需求，给共和国提供了巨大商机。共和国的银行团并非不知道以出口为导向的共和国终将遇到经济危机。但是一旦进入工业制度，除了高积累，不断投入资本扩大生产能力。
理论上，提高工人工资是有效解决人民收入的方法。但是共和国的基础建设需要太多的投入，兴建基础建设后，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维护这些基础设施。更换何况基础设施并非仅仅包含硬件，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国家基础建设当中的一大部分。这些方面的同样需要庞大的资金。说实在的，这需要共和国两代甚至三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够让这样庞大的基础建设初步完成。
“我们大家无数次的讨论过关于提高工人工资的问题，得到了结果是，只有在基础建设更加完善，生产管理，以及生产效率再提高一个层次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才能够提上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只能够继续努力奋斗。让这一天尽早到达。至于经济危机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工商银行行长俞石柳说道。
周恩来听力很好，在他身后的一位代表突然低低的叹了口气，对旁边的同事说道：“我们把黄金时代预约给了我们的子孙，那么我们留给自己什么？”
周恩来依稀记得，这是周树人文章里面的一句话。在周树人影响力日渐单薄的今天，突然有人引用起他的文章，这令周恩来有些奇怪。
俞石柳明显没有听到这话，所以他依然进行着发言。当然，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就算是他听到了，他也不会对此进行回应。在俞石柳的思维当中，这根本就不值一提。作为后发工业国的共和国，势必要经过残酷的积累，才能够赶上先发工业国。而共和国现在的积累，远称不上残酷。
“我认为现在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前总理突然插了一句，“至少要提高人民的收入。或者，对应美国要求共和国全面开放市场的要求，我们甚至可以考虑让人民币兑美元稍微升值。”
这话一说完，就如同一枚重磅炸弹投入了会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前总理身上。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的“含金量”在提升，或者说，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共和国商品的美元价格也要提升。这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现在人民币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比例为20：1。一旦升值的话，对共和国商品出口……
无视周围讶异的目光，前总理继续说道：“财政部的意思是，人民币兑换美元由20：1，在今后大概每年提升一些。一年提升一人民币。也就是说，明年，人民币兑换美元变成19：1，后年变成18：1。先升值三年。到了1964年，变成17：1。而且，尽快推行房地产步骤，尽快让每家都有自己的房产。把共和国国内的消费给解放出来。”
“我认为很可行。”中国投资银行行长声音里面相当兴奋。
实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银行团内部早就有讨论。在共和国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的今天，如果人民币稍微升值一下，那么利润的提高是非常有效的。共和国现在很多商品是独家生意，甚至可以说，共和国的出口大头，电子以及机电产品，在人民币稍微升值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受任何影响。人民币稍微升值，只会让共和国商业利润得到提升。
但是货币单方面升值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寻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在美国狗急跳墙的今天，貌似机会已经到了。当然，货币升值绝不能仅仅应对美国的要求，货币升值还需要解决一定的国内问题，不然的话，政治局是绝对不会轻易通过这个决定的。
现在，首先需要的就是银行团内部对此达成协议才行。毕竟中美之间的谈判，绝非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果银行团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方案，甚至银行团自己都无法达成共识，那就更谈不上说服政治局那些人了。
宋三平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一整天的会议下来，最终达成初步的决议。各个银行机构对人民币升值进行评估。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所谓评估主要是中国银行、财政部与中国投资银行三家的问题。中国银行管货币发行以及外汇汇率，财政部手里有对外贸易的全部数据，至少是走正规海关路线的商业贸易。中国投资银行承担了海外贸易的银行背书问题。大多数银行并没有对外业务。
工商银行倒是有些客户是做外贸生意的。但是他的意见并不算很重要。工商银行的涉外业务是间接性的，在白天的会议上，大家认为如果企业要是连这样程度的升值都撑不下去，那么倒闭就是应该的。没有任何进行政策倾斜的必要。
会议很消耗精力，宋三平一到家就倒在沙发上，一动都不想动。他其实已经在车里面小憩一会儿，现在他只求立刻能够躺倒睡觉。但是女儿却从他一进门就缠着他，让宋三平强打精神和女儿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但是心里面对未来的谈判进行着思考。
宋三平对工作非常尽职，不开玩笑的说，这是源自于他对党，对银行团的深厚感情。
1925年，宋三平出生在江浙一个小银行职员家庭。家里有两个哥哥与一个姐姐，1928年，宋三平的妹妹出生了。七口人的家庭开销很大，他的父亲对宋三平的教育计划仅仅是小学毕业而已。1937年，宋三平12岁小学毕业的时候，蒋光头刚被俘虏。
共和国玩命的推行教育，所以宋三平得以继续在初中免费就学。1940年，宋三平15岁的时候正好是共和国规定最低就业年龄16岁的条例，而且只要和政府签订工作协议，愿意继续上学的少年可以免费进入更高级别的学校学习。宋三平毫不迟疑的签署了这个协议。他一路深造，在1943年，中美关系转好的时候，宋三平抓住了委培的机会，申请到了去美国哈佛商学院深造的机会。
1948年，在森林体系建立的会议上，宋三平作为共和国代表团的一员，前往参与这次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会议。之后，就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宋三平来说，没有共产党，没有银行团，就不会有他今天的成就。所以宋三平对共产党的支持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没有这个强大的组织，一个江浙小银行职员的儿子，怎么能够和宋子文一样接受那样专业的教育呢？
现在，宋三平被委以与美国全面商业谈判的重任，他的谈判对手正是哈佛大学的同学年校友。假如商业部前总理提出的方案得以通过，如果让谈判走上共和国希望的路线，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人民币要升值，美国人绝不会无条件的欢欣鼓舞。美国人好不容易获得了今天的地位，美元针对人民币的贬值，意味着美国人的铸币税在共和国这里遭到了挫折。共和国不是日本，在亚洲，共和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一旦人民币相对升值，美国在亚洲的声望就会遭到很大损失。而且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足以构成颠覆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人民币的升值本质上仅仅是提高了共和国的利润，以及人民币的声望。对于扭转共和国的顺差毫无影响力。对此，美国人绝对不会听之任之的。
宋三平十岁的女儿对父亲如此心不在焉的表现很不满，她突然蹦到了宋三平身上，小脑袋顶在宋三平胸口上，笑着和父亲闹起来。宋三平忍不住大笑起来，他放下了心里的事情，开始胳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