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开始在网络上宣传，人民有旁听人大讨论的权力，这是在《人大法》当中所规定的。于是《人大法》的相关条文以及解释，也被贴在网站上。到了1963年2 月，共和国人大接到了第一次真正来自于民间的申请，期望能够旁听“食品券发放委员会”的会议。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日
我的叔叔杰克贝尔登1941年获得中华共和国北京市荣誉市民后的头五年，他一直在为共和国最大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撰写文章。从1946年到 1956年，他尝试着在中国发行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而且看起来，他成功了。到了1961年，杰克叔叔又把精力投放在共和国开发的网络传媒上，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唯一遗憾的是，在1956年前，他的文章在美国很难得以看到。直到大批美国旅行家和商人把这个古老国家的情况带回美国之后，美国人民才得以逐渐了解这个国家。当然，就我个人看法，在来走私的卫星信号接收设备在美国开始流行的时候，美国政府才终于没有能力压制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交流。
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叔叔就踏上了自己的旅途，第一次见到我的杰克叔叔是在1959年，那年我家也安装了一个卫星接收设备。而我第三天看到的卫星节目当中，就有对我叔叔的专访。我的母亲指着电视里面那个人说，“他就是你的叔叔。”
1964年3月，我受纽约时报委托，前往共和国，主要采访马上就要举行的奥运会。在共和国的卫星节目当中，这可是重点宣传的对象。在美国不少媒体当中，都把这次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据说那届奥运会是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奥运会。而1964年奥运会，共和国方面将向全球现场转播绝大部分赛事。仅仅这一点，就让美国民众的情绪十分微妙。
之所以我被选中，除了我和普通的美国青年一样，对中国十分好奇，非常想了解这个国家之外。我的叔叔在中国的人脉，或许也能够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更多深入的报道。这是我希望的，也是纽约时报的希望。
所以我搭乘轮船前往中国的港口城市上海，在那里与我的杰克叔叔汇合，然后又乘坐火车前往北京。奥运会的主会场就设在那里。
在中国，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车。我是在下午9点左右坐上从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车的。这是一种非常漂亮的火车，也是中国客货分离之后的标准客车。每小时时速可以达到180公里。晚上9点30分发车，第二天早上7点30分到站。所以火车车厢基本都是卧铺，旅客们可以很舒适的在火车上休息一晚，毫不耽误第二天的安排。而这个班次的火车可谓一票难求。
就我的观察，中国的上海现在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而并非一个城市，历史上，这座城市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十分有名。但是这座城市本身已经面目全非。我拿着一份共和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这份报纸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与其说是报纸，更像是政府公告或者解释。今天的内容是针对中国民众对奥运会投资高达 1000亿人民币（也就是60亿美元）的质疑，对此，共和国政府的解释是，这里面的很多城市的体育场馆都是早就经过各地人大审批通过的，而且列出了相应的人大决议的文号。在公告的最后，政府认为“不同的统计模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归根结底，共和国政府绝对不会拿着人民的税收去粉饰太平。”
据杰克叔叔所说，根据这些文号，共和国民众就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查到相应的文件。
对此我并不太敢于相信。共和国政府的执政风格与美国政府的风格可谓大不相同。从那份公告当中，我仅仅看到了事实的陈述，即不争辩，也不具有煽动性。政府的态度只能称为冷淡。这样的一个政府，是不能让我本人喜欢的。
火车里面有空调，不过没有运行，工作的只有换气扇。因为车速快，火车是不允许开窗户的。而卧铺车厢当中，深谋远虑的安装了不能开启的车窗。杰克叔叔购买的是两人间的卧铺，车内布置又简单又漂亮，我本以为时差会让我睡不着，车体轻微的晃动和一路上乘船的晃动有很接近的感受。结果从晚上十点开始，我一气睡到列车进入终点站北京才醒来。因为车内和车外的温度相差很多，车窗玻璃上凝结了很多水珠，看不清窗外。拎着行李走下火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身处在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内。
和美国的火车站相比，这个车站无疑过于庞大了。几十米高的车站穹顶漆成了纯白色，而地下通道之长，更是令人惊讶。普通行人的步行通道，以及针对残疾人的特别通道，设计得非常合理。我突然有种错觉，这应该是美国，而并非是中国。至少我身边站立着的，是杰克叔叔。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4日
今天下雪，风很大，我在纽约时报出钱租用的酒店当中没有出门。所以我就在网络上察看三天前《人民日报》刊登的公告文章所提供的资料是否真的存在。经过查询，我找到了这些人大决议文件。文件数量远比我想象的丰富得多，除了最终的决议之外，各次讨论都有相应记录文件，只要肯查阅→文·冇·人·冇·书·冇·屋←，就可以了解到中国人大的会议流程。
不得不说，这已经极大地颠覆了我对共和国的认识。我一直以为共和国和苏联应该非常相似，或者说和美国普遍宣传的一样，这是一个由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国家。人民仅仅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现在我依然认为，人民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不过至少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程度，很接近美国。
一个独裁而且公开的政党，这真的非常有意思。
中午的时候，电视里面正在播出新闻，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沈茂正在发表一次公共讲话。我曾经在美国接收过共和国的节目，也曾经见到过此人露面。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一样，这个人也是本世纪20年代就起来造反的人之一。在电视上，这个人身穿一件很有趣的制服，不是西装，也不是军装，在镜头扫过列席会议的其他与会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穿着与他相同样式的衣服。
这是退役军人的民用正装，这个人曾经是军人。
他的讲话速度很快，我能听懂其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一部分当中，这个人在阐述共和国对内政策，大概意思是“推行民主集中体制，反对法西斯倾向”。共产党的领导者反对法西斯主义，怎么都感觉稍微有点滑稽。
吃了午饭后，我就根据杰克叔叔的介绍，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网站上搜索，在最新的文稿当中，果然找到了这次的讲话。
讲话稿读起来很容易就理解了，共和国正在警告民众，法西斯主义有泛起的趋势。而公产党副主席沈茂所阐述的就是法西斯理念当中“超阶级”的问题。但凡是法西斯主义，无一例外的都会宣传“超阶级”，也就是整个国家由一个理想统合起来。对此，沈茂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现在的共产党无疑就是中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农联盟的代表者。共产党是不可能背离这个基础。
而共产党执政的手段，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并非以“超阶级”理论来蛊惑大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政治洗脑，至少我对此并无兴趣。明天，我的记者审批就可完成，那时候，我就可以开始进行自由采访了。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6日
我一直不相信中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不过我现在稍微有些相信了。至少在共和国最大的民间交流平台——网络上，言论自由的程度令我瞠目结舌。不得不承认，美国本土的网络研发仅仅在开始阶段，个人电脑大多数都是从共和国进口的。网络更是极少数的专利。而在共和国，网络普及率高达25％，甚至更高。这些人都是共和国最富有的阶层，如果在美国的话，应该说他们就是社会中坚阶层。
在这些人为主的共和国网络上，你随时可以看到“五毛党”与“五美分党”的争论，当然根据叔叔的宝贵证词，从前年开始，又出现了“一卢布党”。
这些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五毛党”代表了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绝对支持。但是叔叔稍微有些遗憾的告诉我，所谓的“五毛党”，更代表的是中国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
“五美分党”则代表了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或者说更像是一群“对政治权力过度渴望”的失败者。
“一卢布党”党则是支持苏联经济模式的那群人，某种意义上，也像是社会上的另一种失败者。
除此之外，还有“五麻袋党”，“五卢比党”等少数派存在。
他们在网络上的争论火药味十足，特别是“五毛党”与“五美分党”之间的争论，我感觉更像是美国国内棒球联赛后，体育酒吧里面那些醉酒者之间的争论。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五美分党”都能够归罪到体制问题，或者归罪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以我有些怀疑，美国情报机构是不是真的向这些人派发工资。而且说句较为客观的话，如果在美国，有美国公民这样诋毁美国，我认为他绝对享受不到在共和国这样自由发言的权力。
对此，叔叔倒是笑着承认，这就是他喜欢中国的原因，“中国是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国度。”
除了对于政治，对于国家施政的争论之外，网络上还有很多对于社会事件，特别是历史辛秘的描述文章。其描写很像是美国三流黄色小报的手笔。
对这些人，叔叔特别引用了共和国网络上的定语——“有良心的年轻历史发明家”。
我很奇怪，这等明显具有道德败坏倾向的人，为何能够如此肆意在网络上宣传自己的言论，叔叔用一句话做了结论，“真正的言论自由，从来都是如此。”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一贯支持言论自由。公民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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