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叔叔说道：“在美国，人民除了民主之外，一无所有。在中国，民主意味着切切实实的权力，所以中国共产党无疑对民主更加谨慎。这也是我最喜欢中国的原因之一。”
我虽然不知道共产党是不是真的在推行民主，我看到的是，共产党无孔不入的政治宣传。在美国，这样的政治宣传无疑是违法的。这和言论自由无关，美国不允许这样的进行政治宣传。在美国，政治正确性首先是第一位的，很多东西不能讨论。
接着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下面的话，心情突然变得更加沮丧了。
最希望选举程序成本高昂的是资本，这样穷人就得不到被选举权
最希望司法程序费用高昂的是资本，这样穷人就打不赢官司
最希望媒体版面费高昂的也是资本，这样穷人就得不到话语权
普世价值的所宣传的程序民主，程序正义，言论自由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程序成本高昂。
于是，所有这些民主，正义，自由，实质上都成了资本的民主，正义，自由。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5月10日
突然间，中国的彩电销量就极大的增长起来。“看奥运，买彩电。”电视机厂家都在利用这个机会拼命的推销自己。在美国，闭路电视能够收到的台很少，中国是个比美国面积更大的国家，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电视台，这些电视台的节目都是免费收视的，只要统一缴纳每个月7块钱的费用，也就是0。5美元，每个家庭都能够接收到至少40个不同的电视台。
由于这些电视台都是官方的，所以它们的内容就有鲜明的雷同之处。例如，色情、凶杀、暴力节目，一概没有。所有节目都是老少咸宜。不过呢，这种事情也并非绝对，很多电视剧，或者翻译自美国或者欧洲的电视节目或者电影，这些在美国是分级的，但是在中国，也同样老少咸宜的进行播放。
不仅如此，中国的盗版业是如此发达，盗版光盘曾出不穷。7块钱（也就是0。5美元）一张的光盘满街都可以买到，光盘内容从各种色情影片，到最新电影，应有尽有。除了盗版碟，还有网络上的各种共享下载资源。这些资源又催生了一种名叫“字幕组”的民间团体。
我不能不说，中国这种粗放型的管理与美国有着极大的不同。在美国，都是由大企业来承担这种结构型的基础建设。在中国，政府扮演了美国大企业的角色。
在美国，大企业经营行业的主体之外，中小企业填充了对行业各个运转环节的角色。在这方面，杰克叔叔的观点是，大型企业承担起行业标准制定者的角色，其他的环节运营，都由其他企业来完成。在共产主义国家，大企业往往是不合格的，因为缺乏整体行业标准的认识。而中小企业同样是不合格的，因为它们没有自主权，又有太多的无谓的行业标准在限制他们的发挥。
杰克叔叔的观点让我非常钦佩，结果杰克叔叔很谦逊的告诉我，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文稿里面阐述的内容。杰克叔叔表示，他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兴趣在于，这个政党无疑拥有一种超前的态度和理念，他们好像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各种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同政策。既不像苏联那样实行严格的管制，也不像美国那样，过于急功近利。共产党总能够制订出一个同时满足几乎所有阶层需求，但又同时损害所有阶层利益的政策。
但是杰克叔叔预言，这样的好日子怕是也会到了尽头。
我在这些方面的知识有限，所以不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我只能说，中国的生活成本，特别是享受这些电子产品的成本，比美国低了很多。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5月16日
终于得到参观奥运会主会场的许可。这座被戏称为“鸟巢”的建筑从外表上看，是非常科技魔幻的一类。在内部装修上，我只能用赞叹来形容了。
我很想说，中国不该有这样的科技。布局合理的席位，考虑完善的设备以及应急措施。最吸引我的是体育场内的彩色大屏幕，我并非第一次看到这个屏幕，在北京奥运会的宣传片上，我曾经看到关于这个屏幕的简短画面。看来注意到这个屏幕的绝非我一个人，就我所看到的，无论是外国媒体或者是中国的网络，都对电子大屏幕讨论万千。
现在我就站在大屏幕前面，亲眼看着它震撼的效果。播放的内容无外乎是宣传片，真的是令人热血沸腾。突然间，大屏幕切换成了体育场内的实况拍摄，在屏幕正中，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侧着身面对大屏幕站立。那套衣服应该是我静心挑选的，发型也是我精心挑选的。我愕然的发现，里面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我稍带胆怯的挥了挥手，几乎是同一时刻，大屏幕当中的人也挥动了手臂。让我不适应的是，虽然我正对着大屏幕，可屏幕当中的我始终是面对着令一个方向。这应该是摄像机镜头的角度问题，在我想明白这件事情之前，画面就切换成别的角度，画面里面的人也变成了别人。我此时最想要的，就是再次在那个巨大的无法想象的屏幕当中看到我的出现。
这些高科技的产品，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国营企业制造的。在中国，只有国营企业才能够以一己之力承担这样庞大的投资和营运成本。就像这个大屏幕，就是由中国军工背景的企业承建。这家企业名叫SONY。在美国俚语当中，Sonny意指聪明伶俐的少年。中国人看来对美国语言是有些研究的。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5月18日
我旁听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党课。理论上，某种级别以下的党课任何中国人都有权力旁听。不过我毕竟是一个美国人，虽然党课只要提前占位就好了。如果实在没有位置，你还可以站在教室里面旁听。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我在采访当中认识了很多中国青年，我们之间成了朋友。五天前我曾经预约对几名大学生进行采访，他们却告诉我，这天要去听党课，所以没办法接受我的采访。
我试探着问他们，是否听党课是强制性的。他们听完之后放生大笑，其中的一个学生吴军脸上露出一种非常邪恶的神色，他用阴森森的语气告诉我，“你要小心安全哦！你知道得太多了！”说完之后，这几名学生又是一阵大笑。
即使我不知道我的话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很明显能够看出他们的嘲弄。于是我愤怒的告辞。而另一名叫做胡八一的同学认真地向我表示了道歉，然后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的党课从来不是强制性的。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去听，也可选择不去听。如果中国人志在入党的话，那么他会自己选择前去听课。
我询问他们几个人，难道他们也是希望入党的积极分子么？他们的回答是，“闲着也是闲着，听听课感觉很有意思。这位老师的口才很不错的。”
出于好奇，我询问我是否可以去听课，几名大学生思忖了一阵，其中一位叫做赵子英的同学突然说道：“我上次见到有外国人听党课。不过那是来中国留学的苏联留学生。”
‘文》“哦？真的么？我怎么没有见到？”胡八一追问道。
‘人》赵子英坦然自若的回答：“那是位美女，我自然会留意些。”
‘书》于是我和这几名同学在晚上七点的时候在教室当中占了位置，七点十分，党课正式开始。听众有五十多名，里面并没有那位赵子英念念不忘的美女。虽然其他人都对我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感到奇怪，却没有询问。老师是一位青年男子，大概有三十多岁。今天的课程内容是关于《资本论》和物流体系的内容。
‘屋》这位老师应该是经济学出身的，在他的陈述当中，物流在国家经济当中的作用，以及特点，效果，都陈述的非常清晰。我本以为他会讲述共产党的伟大，或者唯一正确性，没想到党课的内容却是这样的经济学观点。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询问胡八一，党课是否都是如此。胡八一弄明白了我所隐含的所指，于是告诉我，党课分为六部分，党史、解放史、哲学观、经济观、组织学、国家结构。我们现在聆听的，就是党课当中经济观的部分。于是我继续询问，我能否提些问题。胡八一告诉我，下节课的后半程，就是自由发问的时间。
我思忖了好几个问题，都不太满意。这位党课教师是党员，这从他胸前的党徽就可以看出。但是他本人的发言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更好呢？
发问时间到了，我第三个发言，我只问了一问题，“请问，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员是抱着何种观念在革命的？”
党课老师稍微有些意外，他思忖了片刻，回答道：“中国共产党自从建立以来，老一辈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的观点很简单，中国共产党员所寻找的就是死亡之地。在当年共产党的控制区域当中，在中国共产党员领导的各种组织当中，党员只有一个特权，就是第一个走向最危险的场所。在战场上，党员们总要在最危险的场所当中战斗，在必须有敢死队执行任务的时候，政委只要说一声党员出列，就可以带领着绝对不畏惧死亡的勇猛官兵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在民间，一旦遇到洪水等自然灾害，党员也必须第一时间赶到大堤上，他们也必须最后一批撤退下来。这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党的制度已经确定了党员的义务。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就是党员的义务。在那个时代，党员必须面对无数的危险，他们深知这点，在入党之前，在党课上，在实际工作当中，他们不仅仅被无数次的告知这个结果，还无数次见过老党员们的身体力行。所以每一个党员都知道，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要寻找的就是死亡之地。”
这位党课教师的声音不大，语气和神态当中，既没有自以为是的傲慢，也没有布道一样的庄严，只是如同理科教师在陈述简单的科学事实而以。我在开始的时候，被这样的态度所影响，甚至没有能够理解到这话当中蕴含的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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