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 第139部分

所以沈茂非常认真地告诉周恩来，这次运动不是为了翻旧帐。也不会去翻旧帐，向前看才是党的纲领和宗旨。沉溺于过去，对大家有何好处。沈茂反而向周恩来建议，要不要加入到委员会当中，就任秘书长一职。对此，周恩来很礼貌的拒绝了。

反“狭隘民族主义”的运动一登场，就可谓震撼。在中国，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政治倾向，那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取消了民族，就意味着少去了很多麻烦。这对于共产党也好，对于官僚系统也好，都是可喜可贺的。

满清覆灭之后，满人纷纷改名换姓，剩下的死硬份子绝大多数去了东北。解放东北的战役之后，在东北毫不声张的进行过多次严打。理由是很简单，东北土匪太多，需要严打。于是一轮轮的剿灭，各种有可能反党的家伙被割韭菜一样杀得干干净净。其中包括了数百万前满份子。经过这样的清洗，满清势力已经荡然无存。

在蒙古，苏联人发挥一贯的冷酷风格，他们不仅仅是抛弃了乔巴山，连带蒙古共产党和政府组织的名册也一并交给了TG。TG按照这些名册抓杀抄拿。马匹跑的再快，也顶不住空中侦查。解放军的骑兵部队，在空中侦察的配合下，对叛国者和匪徒毫不留情。蒙古人性情豪爽，对强者的服从颇为自觉自愿。剿灭了叛国者，剩下的人自觉自愿的服从了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一手抓社会主义经济，一手镇压反革命份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蒙古的旧有生产模式在现代化牧业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在共和国官员们的指导下，蒙古经济恢复很快。内外蒙被分为三个新的省份，蒙古这个地名，被深谋远虑的从地图上抹掉了。

所以萧白朗的委员会存针对的敌人就是“民族划分”的概念。马克思、列宁都是主张民族划分的。但是陕西众无疑认为不应该存在民族划分。这在中苏之间还造成了一定的论战。苏联认为中国“取消民族”是犯了政治路线的错误。共和国则嘲笑苏联刻意凸显民族划分是自掘坟墓。一切人为制定的划分人类的行动，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所谓民族划分和纳粹的理想基本上是一丘之貉。都是用不肯正式现实当中复杂的问题，然后用某种狗屁逻辑强行制造差异，给自己寻找借口。

对此，沈茂在电视上公开发表演讲。沈茂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围绕资本家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钱是唯一标准。这种制度根据资本的多寡，以“金钱面前一律平等”的态度，制造出差异，固化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鸿沟。有钱就可以享受更多服务，这样的“平等”创造出来的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平等。各阶层之间的极少数转换，被欧美当作典型事例极度宣传，作为美国梦或者欧洲梦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在欧美底层人民根本没有自由上升的渠道。

苏联等国家则曲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以僵化的体制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以长官意志来运营国家。空耗了资源，弱化了社会的多样性。然后又以人为创造的愚蠢标准来割裂社会。

只有中国，才本着自由平等的态度来运营国家机制。在中国，所有人一律平等。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在共和国找到自己的立场和地位。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会人为割裂社会，制造人民之间的差异，以推卸责任。也不会以超阶级来蒙蔽视听，创造出“虚拟的敌人”来转移矛盾、混淆视听。在中国，人民都是自由的人民，在中国，人民都是平等的人民。

中国共产党本着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来执政，人民可以在宪法的框架下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平等、解放。执政并且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权力和义务，共产党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所有中国人民都将一视同仁的享受自己的权力，承担自己的义务。

这样态度鲜明的发言秉承了共产党的一贯态度。在中国，强势政府，更加和谐的权力与义务的统一，一个执政党是否独裁并不是问题，只要这个政党是一视同仁的服务或者欺压人民，那么这个政党的道德水准就会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

共和国的经济终于放开了，这是一次全面的放开。也有另一个更加官方的说法，就是“抓大放小”。共产党集中力量抓大型企业，而大型企业本身就是“标准”的制定者，具体的生产，或者说“中小企业”都交由“自由”的人民来靠自己的力量经营。共和国国家体制通过“为人民服务”来行使统治。

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运动，不仅仅是在中国反响巨大，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共鸣。中国还算好些，工业化的时间还短，社会上的资本运营还没有深化到足够深度，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欧美，高度精密的工业化运营，让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这个社会机器甚至已经超出了资本家的控制。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欧美，人民觉得已经失去了“自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欧洲福利化社会的进程越来越快，福利化社会又不断地扼杀社会前进的动力。

美国的体制从一开始就反对民粹，反对福利体制，但是他们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另一个社会体制僵化，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的趋势。

苏联则因为自己的工人福利过高，让苏联的工业毫无竞争力可言。

与他们相比，共和国在60年代形成了三低两高，也就是“生活水平起点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低。经济运营水平高、人民受教育水平高”的特点。

在1965…1967年，共和国以很多产业为信用抵押，向全世界筹集资金，最终发行了接近1000亿美元的长期债券。贷款协议当中商定可以用人民币偿还。这年头全世界资金充裕，利率接近零利率。借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风气，共和国的巨额借款也谈不上有太多了不起。

197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美元危机，到了1974年，美元和黄金脱离挂钩，加上期间人民币的升值，让共和国轻而易举的实质性赖掉了400亿美元以上的借款。

1975年1月，共和国财政部发布了内部紧急通告，要密切注意人民币回收问题，防止外国资金在中国的经济破坏行动。到了年底，这个严防死守的行动最终被证明，这是虚惊一场。由于经济危机，共和国商品成了绝大多数国家唯一能够买得起的商品，人民币回流速度超过官方的预期。一方面是共和国的人民币大量回流，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圈，对于人民币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两相相加，外国人持有的人民币不仅仅没有冲进共和国金融体系兴风作浪，相反，各国央行都提高了人民币储备数量，人民币在全世界货币储备当中的比例提升到了8％这样的一个水平。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达到了10：1。

中国的好日子终于开始降临了。

中国的夏天开始了，陕西众的黄昏也降临了。到了1975年，陕西众在世的人数不到1939年的85％。很多人要么退居二线，要么干脆就在疗养院面对人生的终点。与之相比的，倒是主席和总理为代表的老革命们身体更加健康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主席他们也承认，但以工作辛苦程度而言，陕西出身的同志们工作强度是南方同志们比拟不了的。

在1975年，沈茂意料之外的成为了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这个选择与其说是沈茂努力上进，倒不如说是老家伙们逐渐失去了政治热情。共和国的权力向着第二代转交的速度越来越快，1890…1910年出生的同志们不断的淡出政治领域，1910…1920年间出生，赶上了陕西众第一批大规模教育普及的青年一代成长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党、政、军、企业部门之间都有过丰富经验，人脉颇广的沈茂，倒成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对象。沈茂这年75岁，早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在这个年纪爬上共和国权力顶峰，并没有让沈茂产生什么天真的愉悦。他的母亲今年已经101岁了，老夫人对儿子最终达成了她的理想，也没有过于激动。在沈茂成为国家主席的一个月后，老夫人静静的在儿子的陪伴下，面对着已经近在咫尺的死亡。

能够采用的医疗都已经采用了，最后一次吸完了痰液，老夫人的呼吸突然变得轻松顺畅起来，沈茂并没有感觉轻松，他虽然还强打笑意，可眼角已经有了泪光。

医生们虽然还想继续治疗，老夫人轻轻抬起手阻止了他们。“你们都尽了，谢谢各位。我不是在说你们坏话，不过呢，要是医生管用的话，世上就没有死人这回事。这最后的时候，让我和家里一起多说会儿话，就别往我身上插管子，也别给我喂那些药了。”

沈茂破涕为笑，或者说是笑着哭起来。医生看着沈茂，沈茂抹了抹眼泪，然后向医生挥挥手，“请诸位出去吧，感谢你们对我母亲的照顾，我一会儿再正式道谢。现在已经不需要医生了。”

对于这样坦荡的态度，医生们自然是非常欣赏的。给老太太做了最后的医疗上的整理，医生们鱼贯走出了病房。

沈茂的孩子们和孙子们围绕着家族当中的最年长者，老夫人一个一个把他们叫上前来，带着慈爱和他们一一说话，并且赠送给他们最后的礼物，然后老夫人打起最后的精神，“我想睡了，大家都出去吧。”孩子虽然也想留下，但是却拧不过老夫人的意愿，他们只能出门去。把母子俩人留在病房里。

“没想到我能死的这么安静。老天对我不薄啊。”老夫人说道，“我活了这么久，你爹，还有你的哥哥姐姐都比我死得早，我最怕的就是你也死在我前头。儿啊，那怕你只给我送终，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孝顺了。到今天之前，我怕啊！”

说到这里，老夫人突然泣不成声。

沈茂只是握住母亲干瘦的手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等到母亲的情绪稍有平复，沈茂采用毛巾帮母亲擦去了脸上的泪水。

老夫人的脸上一度红润，但是这红润开始迅速褪去，老夫人突然微笑起来，“我感觉到了，我很快就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