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作为陕西省纪律监查委员会的一名处长,他是1930年加入陕西的“老同志”。只要是1935年前加入陕西的同志,经历“整风运动”早就是家常便饭。从陕西众聚集势力刚开始的阶段,陕西众的人数,在整个陕西团队中的数量还不算小。所以越早加入陕西的同志,能够得到这陕西众亲自指点的机会就越多。更何况是李政道这种好歹教会学堂高中毕业的“知识分子”。
陕西众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学生评价有限,陕西众本人就可以算是“文人”,更何况陕西众都有相应的理工科知识,对于这时代绝大多数是文科出身的大学生,他们有种理科生认为文科生“百无一用”的优越感,又有“文人相轻”的本能厌恶。李政道这种只接受到高中教育的“璞玉”,就成了他们相当喜欢的“可塑之材”。
只是陕西众1930年对反间谍没有足够的经验,加上他们本来就是“外来户”,对于外地来投奔的“有志青年”无法拒绝,李政道是一名特务这个事实,陕西众并没有发觉。
李政道的工作还是相当出色的,他在31年的一次战斗当中左腿受伤,留下了终身残疾,不得不离开军队,转业进入纪律监查委员员会。从此这位被其他人私下偷偷称为“李瘸子”的年轻纪律监查委员,就以铁面无私著称。
纪律监查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李政道有点心不在焉,这让与会的同志颇感奇怪。工作态度素来端正的李政道有心事,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稍微超前了一些,关于解放后对于前国民党人员使用的问题。不少同志主张对国民党人员严加审查,虽然大家嘴里不说,不过纪检委里面的不少干部都是从27年反革命大屠杀中逃出条性命的,所以或多或少,在他们的意见当中,“报复”的倾向都不可避免。纪律监查委员会主席高不胖对此心知肚明。
“同志们,我要再次强调一件事。不管怎么看,到了37年,国民党反动派也好,各地的军阀或者割据势力也好,都会向我们投降,或者被消灭。如果我们要清算某些人的历史罪恶,并不难。”高不胖这话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高不胖本人并不赞成报复。或者说,他支持党中央的决定,不去报复。
“如果说以前的罪行,我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错。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子,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少人不得不犯下罪行。对这种罪行,我们得分开来看。如果是违反了做人的根本,例如杀人、强奸,那么我们必须要消灭这些犯罪的王八蛋。但是那些活不下去的穷人,偷盗抢劫,就真的完全是他们的错么?”高不胖说完之后,扫视了一圈自己的手下。纪律监查委员会的干部们出于工作需要,必须练就一张扑克脸,所以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不出什么情绪来。当然,包括高不胖,也无法从脸上看出情绪来。
“国家不保护人民,人民自然没有遵从国家法令的必要。只是……”高不胖的声音里面有着提醒的意味,“只是对这种情况的不追究,是在我们陕西之外的地区。我们在一个地区建立起政权之后,这里就有了国家,以往那种无政府的胡来,自然就绝对不能够允许继续存在。对于前国民党和军阀的手下,我们的态度是既往不咎。说是既往不咎,自然就是既往不咎。但是,这些人一旦犯下新的罪行,那么就要严惩不贷。”
这样的定调,让不少人的神色间出现了一丝波动,“报复”的机会好像再次浮出水面。
“另外,纪律监查委员会将会和南方局合并,然后改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对内对外的情报与安全保卫工作。在此之前,我们将在内部进行重新审查的工作。以保证这个机要部门的安全与稳定。对这次审查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不要搞成内部的大乱斗。没有绝对证据,就不要对自己的同志妄加怀疑。而且,一定要对混入我们内部的一切看不清形势的那些人,讲清楚形势。既然土星共同体统一中国仅仅是时间问题,那么给旧势力陪葬就完全没有必要。”说完,高不胖扫视了一圈与会人员,然后随口问道:“你觉得对么,李政道同志。”
听到这句话,所有人的目光一齐聚集在李政道的脸上。
1936年1月初,南方红军和南方局终于抵达陕西,双方的合并进行得十分顺利。这次合并完成了党内的专业化分工,以及职权分立均衡的基础。
陕西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终于迎来了剩余几张椅子的主人。
朱老总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军队的最高代表。按资排辈,他也是红军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就是陕西红军的高级将领也没有任何异议。
周总理暂时以副主席身份直接领导国务院,成为太上总理。而且政治局常委一半以上的常委在第一次常委会上已经说明,因为新的制度当中,总理和主席最多担任三届,所以这个副主席不过是个幌子,周总理统领庞大的官僚系统已经是大家的一致观点。统管国务院的副主席只为周总理一人所设,并非常设编制。
马前卒作为党校校长,自然也有一张椅子。
交通部代表王启年也获得一席。
人民银行作为央行,行长杨柳也得到了常委的席位。
其他的各个重要部门同样分得席位。
唯一有重大争议的,就是主席的席位。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主席的权限。无论是否支持主席的陕西众,都认为现在的新体制,根本不可能出现历史上主席绝对权力的可能性。但对主席的恐惧,在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这已经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纯粹的积威。
主席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给陕西众中的一部分人造成了强大的心理阴影。但另外一部分人更坚定的支持主席。最后,主席还是得到了常委的席位。而且出任党主席一职。
而且在一部分强力推动下,1936年开始的整风运动由马前卒牵头,主席和总理作为副组长亲自参与指挥。
整风运动是主席上位的重要经历,作为整风小组,实际上掌握了整风运动后的全部人事安排权。这是要洗牌的重要运动。经历整风运动之后,新的中央在解放全国前将尘埃落定,各大势力的权限划分也将结束。
无论怎么看整风运动的重要性都不过分。(文*冇*人-冇…书-屋-W-R-S-H-U)
主席和总理以无与伦比的理解力,以及对组织的洞察力,加上马前卒的全力支持,整风运动进行的十分有效。借鉴了历史上整风的成功经验,这次整风效果颇好。中央权力划分在大面上也算是颇为成功。更重要的是,主席和总理以其个人能力与魅力,影响了大批的陕西众,虽然对主席的恐惧还是谈不上根除,但是至少大家都认为,主席个人的能力,他长远深邃的战略观,绝对是逆天水平。
而主席和总理,以及南方局的同志们,同样经历了震惊。他们发现,原来中国也有足够数量的超级人才。无论是对世界的认识也好,对中国现状的认识也好,对工业的建设以及对未来的预期,陕西的同志绝对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最重要的是,陕西同志将大批的新概念深入浅出的对南方同志讲述清楚。这大大的开拓了南方同志们的眼界。
当然,作为不二的人杰,主席和总理同样洞察到了陕西的弱项,他们构架的体系过于先进和庞大,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了过于先进和的体制与现实的反差。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陕西同志手中缺乏足够经历残酷考验的队伍。而南方红军绝不缺乏这样的人力资源。陕西表面上的强势中,有着根本性的缺陷。而南方红军的弱势现状,却有着自己的独特强项。
陕西和南方红军的最终结合,集结了强大组织的所有拼图碎片。加上双方强者的精诚合作,中国最强大的势力正式诞生了。
新的中央,权限一分为三,党领军,并且负责意识形态,政府负责具体政务的执行,央行控制着各大商业银行,统领了经济方面的工作。作为三方势力的粘合部分,就是司法体系。
作为司法体系的资金来源,人大,虽然貌似控制在党的手里,但是司法资金属于独立预算,法官的任命体系也不是由人大负责,而是司法体系自己靠了自己的考试系统来组建的。法官任期内受到各种保护,不受党政财三方任何弹劾。最重要的是,虽然法律制定和审批,都由人大负责,但是释法权在法院手里,人大实际上对司法体系并无办法。
而且各大势力之间的问题,除了组织程序之外,只有司法程序一个解决途径。例如,如果银行对政府某项措施不满,可以向政府提请意见,如果政府认为自己做得没错。那么银行只好把政府告上法院去了。
虽然和欧美那种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有诸多不同,但司法的确是独立存在了。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去这些大家暂时觉得不爽或者不解的一些事情,总的来说,新中央的调整还算是令众人满意。
1936年4月,四川军区司令沈茂率领红七军顺江而下,红九军司令彭德怀,政委左权攻下河南大部后南下,7月,双方在武汉会师。。
9月,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四川、云南、贵州、西北诸省的国民代表预备会议,在西安召开。10月1日,国大宣布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1927年建成的非法政变政府,并且改中华民国国名为中华共和国,改“国民大会”为“大民代表大会”共和国主席太祖在新一届人大正式宣布,“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正式进入高潮阶段
1936年11月。“这批钢材质量还是不怎么好。”新任东南区运输总监的司得人无奈的看着报告。
攻克了武汉三镇之后,共和国第一件事就是修复汉阳钢铁厂,从陕西运来的设备是随着红军九军一起到达武汉的,现在已经安装调试完毕。汉阳钢铁厂10月份重新运转之后,造船厂也立刻开始投入生产。其中最重要的设备就是一台1000吨水压机,有了这台水压机,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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