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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机会来到了。如果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并且取得重大胜利，那么胜利的天平就会重重向盟国方向倾斜，开始倦怠的民心同样可以得到振奋。双方都得到了所期待的东西。
总理的外交实力无可置疑，在中美苏三国全权代表的北京会议当中，英国人的代表最终也赶到了北京。周恩来以充满信心的姿态，开始游说三国代表，必须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同时鼓动组建新的国际联合组织——联合国。联合国以美、苏、英、中，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英国人认为自己是单力孤，一定要把同处欧洲的法国给拉上。
对这个问题，美国苏联无所谓，中国也无所谓，对于中国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美国和英国表示，在中国对日宣战之前，此事提都不用再提。美国人有自己的战后国际组织的构思，他们发现中国提出的这个构思和美国的思路不谋而合，所以美国人对中国私下表示了友好的姿态。
陕西众在此之前，一直给总理灌输着“中国必须成为国际新秩序主要推动者的角色”这种观念。伴随着“洗脑”，各种资料和分析报告海潮一样将总理淹没。总理倒是不动声色，至少出了非常严肃的准备和讨论之外，看不出总理的真心想法。
结果这位“腹黑美男子”在面对三国代表的时候，表现出另陕西众瞠目结舌的外交技巧。总理岂止是理解了这个任务，他用一种艺术家的手段将这个任务执行的完美无缺。
大量的前期工作都是由全权谈判代表进行的，实际上你要是让那些国家最高领导者亲自来做这些琐事，他们反而没有效率。
1943年8月21日，也就是四国代表北京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内容如下：“日本法西斯政府，在发动对东南亚的侵略之后，残酷迫害占领区的中国华侨，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立刻结束战争，并且对其在战争中的残酷行径进行赔偿和反省。”
这篇充满了火药味的发言是中国官方谴责日本的标准样板。除了将“再次强烈抗议”改成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外，并没有别的区别。日本人对这样的文字游戏并没有过于在意。
1943年9月1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我们要严正警告日本法西斯当局，如果你们仗恃着侵略军队的力量，得寸进尺，继续恣意妄为，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我们把话说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
对这样“杀气腾腾”的发言，日本政府或许是出于对四国会谈的风闻，或者是出于东方文化的感觉。他们提高了鸭绿江防线的警戒等级。
1943年9月18日，也就是918事变后的第十二年纪念日，共和国政府再次对日本宣战。同日，解放军开始进攻缅甸和安南的日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代表团当中，除了官方代表之外，还有不少是记者。解放战争的战火，在外国人集中程度较高的江浙一带燃烧的尤其猛烈。很多外国人选择了离开中国。在之后，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当中，不友好的成分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而且共和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又挤走了不少外国企业。中日战争，日本海军实际上封锁了中国沿海，不少外国人又选择了离开中国。共和国又把各国的传教士统统礼送出境。
在共和国控制地区，外国人进出需要签证。对外国人的签证发放基本采取能出不能进的政策。到了1943年，在中国的外国人不超过一万，其中还有六千人是中国雇佣来的犹太人。
外国对中国的现状是如此的不了解，乃至于共和国收复东北的时候，外国主流报纸大多数认为是苏联出兵打跑了日本关东军。中美关系迅速恢复正常的现在，共和国成了美国记者猎奇的最佳目标。
美国记者们开始在中国行动，他们最渴望看到的，就是孕育了中国传奇的陕西。在那里，土星共同体积累起可以统一中国的力量，对中国了解更深的记者，还知道土星共同体当年曾经有南北两大力量。但是这些人又搞错了另外一件事，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在北方的土星共同体是苏联支持的对象。而在南方的土星共同体则是另一个完全发自于中国内部的派系。直到21世纪，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才通过共和国解密的文件搞明白，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是如何的荒谬。
当然，在1943年，美国人关注的焦点并非这些。而是中国的变化。
中国的确有变化，这是美国人说不清楚的变化。单感觉上来说，美国记者眼中的1943年的共和国很像是一个美国经济落后的地区。少量的铁路，糟糕的土质公路，还有这里或者哪里的一些工厂。人民穿着质量尚可的衣服，但是这些衣服多数较旧，裁减的样式就更加谈不上什么美感。在肥沃的地区，大型农场把持着当地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在不那么肥沃的地区，散居着农户村落。
美国落后的地区，也就是如此而已。
但是，这是中国。能够和美国落后地区相提并论的中国，在那些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记者眼中，就是奇迹。再也没有随处可见的乞丐，再也没有无所事事的流民。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一样，人人都在忙碌。在大农业区，规模化的农业种植和加工业热火朝天。在分到土地的农村，村里面的干部和村民一起讨论着如何能够增加收入。那些新开工的工厂，铁路，水利建设工地，忙忙碌碌。孩子们都被送进学校，医院条件简陋，却也能够为人民提供给本的医疗服务。1943年，共和国正在推行各种疫苗接种，美国人熟悉的井字形伤疤，在孩子们的肩膀上随处可见。各个医院里面，人民排着长队在等待接种疫苗。
对经济有些认识的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的大农业区，所有的农民都非常关注一件事。不同的农场，根据向国家出售的粮食数量，可以获得申请拖拉机的权力。当然，记者们把这些认为是对纳粮的奖励。对于其中的深刻意义，外国人并不很想去弄明白。直到这些新闻稿传回美国国内，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从中分析出，共和国开始向农业加大投入。
拖拉机的使用增加不了产量，更好的种植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使用才能够提高产量。精耕细作的亩产远高于纯机械化种植的产量。对于这点陕西众比谁都清楚。农业机械化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农忙时节靠着人力犁地对中国农民绝不陌生。共和国大量提供铁质农具，提高了人力效率。拖拉机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包括女性、老人，这些弱劳动力都可以完成以前壮劳力才能够完成的工作。
而播种，照顾庄稼，这些工作弱劳动力也可以承担。但是运输、犁地，必须由壮劳力来承担。拖拉机的投入，可以让充斥着弱劳动力的大农业最早从沉重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大农业区是农业革命的先锋地带，共和国对这些地区加大了投资力度。
当然，偷懒的人不该拥有这些投资。这个观点在党和政府内部引发出一场激烈的争吵。争吵的深层原因就是各地干部力求争夺到更多资源。不仅仅是拖拉机，各种物资，甚至手纸都是大家争夺的对象。这种反动的巴枯宁主义倾向遭到了陕西众及其支持者的猛烈抨击。资本的投入，是要进行最大效率的使用，否则就是一种浪费。
资本就是资本。通过税收进行二次分配，是政府的工作，资本好好的完成其本职工作就好了。好钢用在刀刃上，那些更有效率的农场理应获得优先投资。
但是，可以说无一例外，凡是经营好的农场，基本都是摆脱了旧农业模式的农场。旧农业模式过于依靠个人资质，老庄家把式们种出来的地，就是比生瓜蛋子要好得多。新式农场特别注重农业技术培训，耕种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标准。地犁多深，播种，出秧，中后期管理，收割办法。这些技术并不是藏私的，政府在各个大农业区的农场都有过培训。只有不到5％的农场真的把这些技术和管理给落实了。当然，这些农场也都得到了相当不错的收获。粮食的产量和质量都非常令人满意。在总结这些农场经验的时候，大家发现这样的农场都实实在在的听从了政府传授的现代农业管理模式。
相当有活力的农场上层机关，行之有效的选举体系，党支部的全力把握、沟通，以及树立起了“劳动最光荣”的观点。
“劳动最光荣”，这是共和国的一贯主张。靠了自己的努力，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认真劳动，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报偿。凡是搞得好的农场，都没有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农场的代表大会，制定再分配方案。而各个劳动环节，都严格按照标准执行生产。各环节的收入也都拉开了等级，“多劳多得，按劳分配。”
不用去搞什么独出心裁的妖蛾子，只要把政府教给大家的东西贯彻落实就行了。跟着党走，就有肉吃。而党告诉大家的唯一道理就是“劳动最光荣”。就如同，这些成功的农场，无一例外的反复组织大家学习宪法，宪法当中明确规定，“劳动和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大农场里面提供给每个成年公民或者未成年公民劳动和受教育的机会，而每个成年公民和未成年公民，也都必须服从安排。
至少在1943年，包括之后很长时间内，人民不需要独出心裁，他们需要培养出纪律和服从，逐渐去理解和领会新的工业化体制就够了。正因为有了效率，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体制，“自由”才有了意义。现在，不是“自由”的时代。
对这个问题，美国记者们也有所发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