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友好。”作为摩尔根和马勒双方的好朋友，莫尔夫妇认为，马勒的态度固然有错，但是可以理解。
对于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摩尔根俨然是位父亲。尤其是这个可爱的、孩子气的布里奇斯，好像也确实需要位父亲管教，他有时使摩尔根这样有非凡耐心的人也难于忍受。这位年轻人鼓吹自由同居，而且说到做到。摩尔根决不容许在蝇室内讨论政治、宗教和个人私生活，在同布里奇斯的关系上他也严守这一条。他自己在性问题上简直是个清教徒，但他总是出面袒护布里奇斯及其“戏剧性行为”（照当时的标准应算是丑闻），说这并不影响他在实验室的地位。
摩尔根巧妙地把他这一班人团结在一起，进行难以数计的实验，接待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的遗传学家，制定把物理学、化学、遗传学、植物学、动物学结合起来的计划。与此同时，他笔耕不已，连续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著作。他不断著书立说，一旦实验取得成果，他就抢时间发表。1916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由路易斯·克拉克·瓦尼克桑基金会组织的讲座的基础上发表了《进化论批判》一书；1919年他和洛布共同为利平科特出版社编辑了“实验生物学丛书”，在丛书中收入了他自己的《遗传的物质基础》。这两本书都是他原先的作品的修订本。后来还出版了几本书，包括1925年的《进化与遗传学》，1926年的《基因论》。1927年出版的《实验胚胎学》一书长达750页，是他呕心沥血之结晶，对初期胚胎发育做了极为翔实的评述，其文笔之精彩，对问题研究之深透，与摩尔根的其它作品相比很具特色。单是参考书目就占了100页之多。奇怪的是，尽管这本书写得如此出色，当时却很少受到注意，今天也鲜为人知。此书之受冷落一定会使摩尔根感到困惑，因为别人过去常批评他的另外一些著作，说它们结构层次不清楚。
不过，如果说摩尔根作为胚胎学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作为遗传学家却享尽荣华。1915年出版的《孟德尔遗传之机制》对于许多青年科学家来说是一本遗传学导论教科书，而1925年他同布里奇斯、斯特蒂文特合写的《果蝇遗传学》成了新成长起来的一代遗传学家的经典。他名声鹊起，利随名至。他的一个个成就激起连绵不断的颂歌。例如，C·H·沃丁顿写道：“摩尔根的染色体理论代表着人类想象力的一大飞跃，堪与伽利略、牛顿齐名。”C·D·达林顿说：“摩尔根通过实验的方法，在一直分隔着躯体和卵子、也分隔着精神和物质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染色体理论开始作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奇迹出现在我们面前。”H·J·马勒也说：“摩尔根得出的关于基因互换的证据和他提出的基因相距越远互换频率越高的意见是一声惊雷，比之孟德尔定律的发现毫不逊色，它迎来了滋润我们整个现代遗传学的霖雨。”摩尔根本人对自己的工作也甚为得意：“自从1900年重新发现了孟德尔的工作之后，生物学发展史上已取得了一个最惊人的进展。”
第七章 摩尔根一家
当庞尼特问摩尔根他愿意在英国看点什么的时候，摩尔根回答说，“我想听听美国听不到的云雀的啼鸣……，我们先聊聊吧，然后再去听云雀歌唱。”
托维·莫尔博士
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最初十五年是摩尔根在事业上硕果累累的十五年，也是他最醉心于工作的十五年。他本来就极为勤勉，又能认准主攻目标，自从发现了白眼果蝇，他的生活就开始形成了比过去更为刻板的模式。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
这是摩尔根婚后生活的最初几年，四个孩子先后呱呱坠地。你可以想象到两个博物学家会为这几个活泼的孩童搜集多少心爱的小动物。他们买了一幢住宅，另外又新修了一幢；还添置了许多家庭用具，足以满足20世纪初在纽约仍然保留着的维多利亚时代生活方式之需。
他的生活之所以能安排得如此美满，大半应归功于他娶的这位太太。她尽心竭力，不让他操一点心。
最初，摩尔根一家迁入了一幢租来的房屋，到谢默霍恩大楼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只需步行五分钟。汤姆和莉莲总是在一起，他去野外，莉莲也陪着他。她给他母亲的信上说，“我又当上他的尾巴了。”她还尽量抽些时间呆在实验室，在一旁干自己的工作，从不妨碍别人。傍晚回到家里，他俩分别坐在餐桌的两头，各人写各人的东西。最初那几年还没开始果蝇研究，家里宾客不断。莉莲喜好音乐，常拉着丈夫去听演奏；他也教她滑冰。他们经常与在纽约的莉莲家人和大学或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学界的朋友一起参加宴会。
婚后一年，莉莲怀上了孩子。奶奶赶忙从南方把汤姆幼时睡的青龙木摇篮运来，又亲手缝制精美的婴儿衣服，就像当年她为汤姆做的一样。1906年2月22比霍华德·基·摩尔根降生在纽约城，他定算得上人世间最受宠爱、衣着最华丽的孩子。莉莲在给婆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您问我汤姆待孩子如何，我只能悄悄对您讲，就像他是个十全十美的儿子和丈夫一样，他也是个十全十美的父亲。”他老喜欢逗着孩子玩，所以，全家不得不作出一条规定，孩子该睡觉时，爸爸不得进入婴儿室。夏天，霍华德被带到伍兹霍尔避暑，在一个捕龙虾的渔民家里租了几间屋子。
莉莲生孩子以后，仍然坚持实验室的工作。她在信中告诉婆母，“有几个人在汤姆手下工作，我是其中之一。”但她难以恢复以往的精力。她生孩子时已经三十六岁，而现在，他们生活中又添了一件事弄得她手忙脚乱。他们正安排在伍兹霍尔桑迪克罗山的巴泽兹湾大街上修一幢大公馆，当时那儿还是一片马铃薯地，离实验室约四分之三英里。这幢楼房将是工作场所，又要供一家人住。有一间宽敞的起居室，其中一部分可以当客厅，有六间卧室，两条能睡人的走廊，第三层楼上至少有四间屋子供女佣住。在伍兹霍尔同在纽约一样，佣人是摩尔根家里不可缺少的。每年夏天，不仅摩尔根一家住在伍兹霍尔，而且，纽约的学生和朋友也不断来来去去，有时还有名流贵客造访。有些时候，这幢房屋里住着十七口人，他们兴致勃勃排成一行，在唯一的一间浴室外面等候自己的轮次。
翌年夏天，全家回到伍兹霍尔，迁人刚建好的新居。随同一道的有几个学生，一名侍女和霍华德的一名奶妈。不过莉莲早就被安排到海湾对岸的新贝德福德一家旅馆住下，等着生第二个孩子，身边有一个女佣侍候。摩尔根常坐船渡过海湾去看望她，给她带去伍兹霍尔实验进展的情况。1907年6月25日，一个女孩降生了，照莉莲喜爱的姐姐的名字取名为伊迪丝·桑普森·摩尔根。
这一个人口增加了的家庭回到纽约，住进他们新买的一幢公馆，与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地点十分方便，离谢默霍恩大楼仍然只有几分钟路程，离威尔逊的住处只隔三个街区。摩尔根离开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座落在西117大街409号的这幢建筑被哥伦比亚大学买了下来，改建为人体变异研究所，就在从前摆放摩尔根经常斜倚着的那张小台球桌的地方，实验和研究目前仍在继续进行。
第三个孩子莉莲·沃恩于1910年1月5日出生在纽约。1911年8月20日，当摩尔根带着三个孩子（当然还有一大帮佣人）住在伍兹霍尔时，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在新贝德福德降生了。这个孩子取用外祖母的名字，叫伊莎贝尔·梅里克（莉莲之母伊莎贝拉的叔父塞缨尔·沃恩·梅里克曾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摩尔根一家显然喜欢沿用原家庭成员的名字，要不然很可能取成别的什么名字了。当他的学生莫尔夫妇生下一名女婴时，摩尔根在给他们的信中说，“恭喜恭喜！我作为长辈只给你们提出一条忠告：可不要给她取名为‘德罗索菲拉’。我前后有三次想给孩子取这个名字，但终于打消了这念头。”
家里有了四个孩子，摩尔根自己的研究也恰好进入一个使人兴奋的新阶段，这给他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摩尔根以前喜欢旅行，现在大半取消了。“你看得出，”他嘟哝道，“我无法带着这一大群小家伙出去走动。”但是，小家伙只不过是个借口，要旅行自会有莉莲料理行装，她可能也乐于干这种工作。社交生活也减少了许多。每当莉莲拿着请柬来问他时，他总是说，“你去哪儿都行，自个把孩子带上。至于我，还得去实验室。”
莉莲仍然常去看望朋友，尤其是那些可以一道拉小提琴的朋友。她喜欢每周一次在他们家举行的有学生、同事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她不声不响地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文化生活和政治活动。有些活动具有浓厚的自由派色彩，要是摩尔根知道，他绝不会支持，甚至不会允许，但她十分小心，不让丈夫知道。她衷心相信国际联盟的作用，也是个狂热的妇女参政的鼓吹者，但她觉得没有必要让摩尔根操心。她参与这些事业，主要是从经济上予以资助，自己很少去东奔西跑。金钱比时间来得容易，而她的时间要用来支持丈夫的复杂劳动。
事实上，全家的生活都以摩尔根的工作时间表为中心。一周七天他都睡懒觉，孩子们吵吵嚷嚷吃过饭以后，他才独自一人用早餐，然后步行去实验室。中午他回家与妻儿一起吃午饭，然后又回去工作。下午五点整，他同一些同事在哥伦比亚大学体育馆打手球。他们这支由老夫子们组成的松散的球队常常使同他们初次交锋的新生们产生轻敌思想而被打得落花流水。摩尔根提倡体育活动，是个热心的爱好者，打一小时球后回家，身上常常有几处外伤可供炫耀。在全家吃晚饭之前，他爱喝一杯威士忌。在美国禁酒时期，他用无花果自酿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