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更宽广的恩慈。
圣。特里莎
看宾雁的脸，一张在古希腊贝尔加摩神殿残壁上能寻到踪迹的脸。高耸的额头，开阔的
天庭，挺拔的鼻梁。眼睛时常眯着，却掩不住柔和与澄澈的光。和人谈话时总是直视对方，
目光绝不游移，坦诚真实，让人信任。修长的眼线一直荡向额角，和额角的鱼尾纹交织在一
起。厚实的嘴唇总抿着，唇角微微下沉，透出执拗的性格。听别人述说苦难时，眉峰紧张地
蹙起。高兴时开怀大笑，眼睛眯起来，神情松弛。听人讲话入神时，头微微后仰，下颔抬
起，一种祈祷的神态。平时，脸上的表情柔和安详。沉思时，深深的皱纹透出刚毅，有种嶙
峋之美。卡莱尔在描述乔托所绘但丁的肖像时这样写道：“这是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最令人悲
愤的面容，既是完全悲剧性的，又是激动人心的面容。其中有孩童般的温顺、柔和和文雅之
情为基础。但是所有这些感情，仿佛又被凝聚成尖锐的矛盾，变为克制、孤独、骄傲而绝望
的痛苦，好象透过用粗大冰柱筑成的监狱，一个温和轻柔的灵魂向外窥望，使人感到他是如
此坚定、倔强和坚韧不拔！”读到这段话，眼前会浮现出宾雁的面容。
一次，宾雁给我看一份人民日报内参，内容是陕西一些共产党村干部随意吊打村民的调
查。记不清这份调查是不是他写的，只记得他声音低沉，反复说“吊起来打，什么家伙都用
上，吊起来往死里打，无缘无故就吊起来打。”抬头看他，脸上表情是那样悲愤，似乎打在
自己身上。我于是明白，别人的苦难在宾雁那里都要化成自己的体验，才能真切，才能唤起
他尽一己之力去拯救苦难的决心。
在宾雁身上蕴积着深厚的悲悯。在我看来，悲悯和怜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怜悯的属性
是外在的，它带有某种居高临下、施舍的味道。一个富人会怜悯穷人，因为他会偶动恻隐之
心。但这不是悲悯。悲悯的属性完全是内在的。它是那种置身其中，感同身受，来自内心冲
动的奉献。它不来自恻隐，而来自仁慈。因此才能够在大苦难大逼迫中保持它的完整性和一
贯性。这就是阿奎那所说的：“邪恶不能彻底摧毁仁慈的包容力和正当性”。
在悲悯的深处，我们能够发见，它与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思想相通。因此它超越了恻
隐、同情、怜悯的局限而跨入更广阔的爱的空间。在施韦泽那里：“关键在于，人如何对待
世界和他接触的所有生命。只有人认为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人帮助处于
危急中的生命，他才可能是伦理的。”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普鲁塔克在
批评马可。伽图的矫饰的正义时指出：“我们知道，慈善比正义的范围更广。法律与正义，
我们只能施之于人类，但慈善和仁爱则是从人们和善的心田涌流而出，就象由丰富的泉源中
溢出的泉水一样，其恩泽甚至施加到不会说话的畜牲。”这使我想起宾雁在干校劳改时，为
了制止孩子们虐待一只猫而惨遭批斗的情景。在宾雁身上，本能地充满对生命的敬畏，他尊
重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关注他们的快乐、忧伤、幸福、苦痛，不让任何虚伪的借口、空洞
的名义扼杀、剥夺个人的权利。我们太熟悉“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桩桩罪恶。宾雁的心在
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以国家、发展、进步的名义变邪恶为神圣。要警醒着，以敬畏生命来对
抗一切毁灭性的力量：专制的国家、蛮横的意识形态。
在宾雁那里，一切匿名化都被粉碎了。在他笔下，没有为党为国为主义献身的无名无姓
者，而是王广香、李日升、傅贵、郭建英、陈世忠……，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桩桩具体的苦
难。他的关怀永远着落在弱小无助者身上，对充斥中国大地的党政军国喧嚣、关乎人类前途
命运的宏大叙事，他似乎充耳不闻。甚至绞索已经收紧，他也不作英雄受难状，只是坦然、
坚韧地承受。甚而会去想“那些比我受难更深的人”。因此，对中国“知识精英”们万花筒
般变幻的各类说辞，他敬谢不敏；对警察国家中文人聊以自慰的思想手淫，他冷眼旁观。却
总在内心质问着，什么是更重要的，思潮还是思想，国家还是个人。面对强势的加尔文，卡
斯特里奥宣告：“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是杀死一个人”！林昭质问残暴的
警察“那不是血吗”？宾雁控诉中共“随意枪决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人，疯狂一词已不能解
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直面屠杀的告白简单有力，不是“知识精英”的巧言所能遮蔽。
在宾雁的法庭上，夹边沟的白骨，长安街的血肉就是铁证。没有借口，不可辩驳。哪一滴血
不是鲜红的？！
正是个人的具体的苦难让宾雁转向马克思主义又质疑马克思主义，追寻社会主义又反抗
以社会主义之名所犯下的罪行。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不公，
人民的苦难，而现在社会仍然不公，人民依然受苦，怎么能将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制造的一切
往历史的档案中一塞了事”。也正为此，他才关注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认同它对
人的自由的追求。
有人说宾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个标签远远不能反映他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
他的思考要深入得多，视野要广阔得多，精神来源要丰富得多。他汲取马克思理论中的人道
主义遗产，但摒弃暴力革命、阶级专政的专断推论。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
的，应该是人的解放……，即使当思想分歧已经转化为政治斗争，也不要忘记把一个人当作
人来看待”。任何主义的标签都不能准确反映和彻底涵盖宾雁的思想追求，他如罗丹的“思
想者”，魁伟的身躯山岩般稳坐，粗壮的手臂支撑着硕大的头颅，脸上的沉静有着某种苦恼
的期待，期待着新的思想风暴的到来。
人们常说宾雁是“青天”。这或许是苦难者习惯的幻象。其实，没有哪个称谓比它离宾
雁更远了。“青天”常用的后缀是“大老爷”。“青天大老爷”是站在苦难者头上和对立面
的。他们是有权势者，是统治集团的一员。无论是包公还是海瑞，他们的作为是依靠统治集
团的授权。他们不过是王道与霸道的选项，面对的同样是没有权利和尊严的草民。作“青
天”的前提是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当“自己人”。用时髦的话说，是“体制内”的。此时
你有按资分赃的权利，甚至会得到作“青天”的资本，像包龙图的御赐铡刀。但是当你站
在“草民”，站在无权势者一边时，情况就彻底变了，更不要说你是反出体制的叛逆。宾雁
是站在“草民”和“无权者”一边的，他的敌人是苦难制造者，也是“青天”制造者。宾雁
的劳作就是要消灭制造青天的土壤，让民族中的个体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从而让民族
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民族。这是权势集团不能容忍的。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
修斯》中“强权”质问同是神祗的赫淮斯托斯为何不赶快执行宙斯的命令，把普罗米修斯钉
上悬崖：
“为何拖拖拉拉，心生怜悯，
你难道不恨他。
众神可恨他入骨，
因为他把你们的秘密泄露给凡人”。
宾雁就是这样一个“揭秘者”。他不断言说着“真实的存在”，号召人们鼓起勇气
去“生活在真实之中”。宾雁不是青天，他是土地。
人们还常说宾雁是“民族的良心”，我却对此有些困惑。如果组成民族的个体是背信、
贪婪、懦弱、麻木、腐化、自私，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在哪里？如果一个民族中的个体，心
里充满了奴隶的恐惧，它让民族丧失创造力，丧失感受崇高事物的能力，那么这个民族的良
心是什么？如果一个民族中的个体因暴君暂时放松了轭套而得了温饱的生活，便急忙亲吻暴
君的手，那么这个民族又如何去发现它的良心？良心不属于“民族”这样一个空洞的集体概
念，它只属于个体。良心的觉醒，良心的发现，良心的坚持，都要由个人承担。我们太放纵
自己的懦弱，把本应该反躬自问的责任都推给了宾雁，让他一人去承担对集体暴行、犯罪共
谋的良心拷问。而我们却躲在“民族良心”的浓荫下心安理得地品尝“人血馒头”。让我们
把“民族良心”的重担从宾雁身上卸下来吧，把它交到每一个人手里，让个体的良心担起它
的责任。正如别尔嘉耶夫说的：“只有当我们摆脱了内在奴役的时候，也即我们承担起自己
的责任，停止在各方面归罪于外在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外在奴役。知识分子新的灵魂
就会诞生。”
宾雁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的大智常以旁人视作“愚”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他适时
而退，如果他缄口不言，如果他不在意“真实的生活”，在现存体制内，以他的资历和威
望，不知能获得多少令人垂涎的好处。宾雁说，确有相当要好的朋友苦口婆心劝他“收
敛”一些，劝他“识时务”一点。甚至有人传下高层人士的话，说宾雁“只要改正了他的缺
点，一定会作出很大贡献”。宾雁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我当“歌德派”，并且“必有重
赏”。他说这话时，气度高贵，凛然不可犯。他知道这是一条西西弗的道路。区别在于，西
西弗是神罚的苦役，而在宾雁是自选的献身。“他必须拼命地做一件无所成就的事情。这就
是对人世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加谬）
令人感动的是，宾雁的选择并不为了某种宏大叙事所需，而只为了“人们在受苦”，只
是因为“我见过许多受苦受难的人”。这种选择带有某种悲剧英雄的味道。但对宾雁而言，
甚至悲剧这个词都有些戏剧化的夸张。说他是悲剧式的英雄只是外在的观照，宾雁从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