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的九月和今年的九月一样，也是这么炎热，这么死气沉沉。继母动手给我缝制嫁衣。每天下午，爸爸睡午觉的时候，我们都坐在走廊上缝衣服，旁边摆着几盆鲜花，燃着一小炉迷迭香。在我一生当中，九月总是这个样子，十三年前如此，再往前还是如此。我的婚礼只打算邀请近亲参加（这是我父亲安排的）。我们慢条斯理地缝衣服，那股细致劲儿就跟没有急事、做针线活消磨时间的人一样。我们一边干活儿，一边叙家常。我还在琢磨临街的小屋，想壮壮胆子求继母，最好把马丁安顿在那里。那天下午，我和她谈了这件事。
继母正在缝一条泡泡纱的长飘带。在阳光灿烂、蝉声嘹亮的九月，在耀眼的光芒照射下，她仿佛从肩头起都沉浸在那个九月的云雾之中。继母说：“不行。”说完，她又接着做活儿。八年的痛苦回忆掠过了她的额头。“上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入那间屋子。”
马丁是七月份回来的，但是他没住在家里。他喜欢靠在栏杆上的花盆旁边，眼睛避开我的目光。他老爱说：“我要留在马孔多，度过一生。”每天下午，我们都陪继母去树林散步。吃饭的时候回来，镇上还没有亮灯。这时候，他常对我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从他讲话的神情来看，倒也像是句肺腑之言。
那时候，大夫离开我们家已经四年了。在动手给我缝制嫁衣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我对继母说把小屋让给马丁的那个闷人的下午，继母第一次和我谈起了大夫的古怪脾气。
“五年前，”她说，“他还在这儿住着，像个牲口似的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光是牲口，还是个吃草的牲口，会倒嚼，跟牛一样。当时人们传说他要和理发匠的女儿结婚。哎哟，那个姑娘可真够刁的，她说她和妖精过了个乌七八糟的蜜月，然后就怀孕了，居然哄得全镇人都相信了这套鬼话。不过，要是大夫真和她结了婚，兴许就没有后来那些事了。可是，大夫忽然不再到理发馆去了，而且十分决绝。其实呢，这又是个新花招，目的还是要一步步地实现他的鬼主意。只有你爸爸无论如何要把这么个品行不端的人留在家里。他住在这儿，像牲口一样，闹得全镇鸡犬不宁，惹得大家都骂咱们，说咱们专和良好的风尚作对。后来，他把梅梅给弄走了，算是达到了目的。都到了那份儿上了，你爸爸还硬是不认错。”
“这些事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唧唧的蝉鸣声使院子里吵得像个锯木厂。继母一边说话，一边做活儿，眼睛盯在绷子上，按照花样绣出复杂的图案。她又说：“那天晚上，我们在桌子周围坐下来（大家都在，就缺他一个人。有一天下午，他最后一次从理发馆回来，打那以后，他就不吃晚饭了），梅梅过来给我们端菜，脸色很不好。我就问她，‘你怎么了，梅梅？’‘没事，太太。您为什么这么问？’看得出来，她不大舒服，在灯底下显得迟迟疑疑的，有点病恹恹的样子。我说，‘上帝啊，梅梅你不大舒服吧。’她尽力强撑着转过身，端着盘子朝厨房走去。你爸爸也一直在打量她，对她说，‘要是不舒服，就躺下歇会儿吧。’她没吱声，还是手托着盘子，背对着我们走开了。只听砰的一声，瓷盘摔了个粉碎。梅梅在走廊上，用指甲抠住墙壁撑住身体。你爸爸连忙跑到大夫住的屋里，叫他来给梅梅瞧瞧病。”
“他在咱们家整整住了八年，”继母说，“我们从来没求他办过多大的事。我们几个女人聚在梅梅的屋里，用酒精给她搓，等你爸爸回来。可是，伊莎贝尔，他们没来！你爸爸整整管了他八年饭，给他房子住，给他干净衣服穿。这一次亲自去请他，他居然不来看看梅梅。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他到这儿来简直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八年啊，我们给他吃青草，对他殷勤照料，无微不至，换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在这个世界上，事事都要小心，千万不可轻信别人。八年来，我们供他吃，供他住，给他干净衣服穿，好像全都扔给一条狗了。梅梅病得要死（至少我们这样认为），而他呢，往屋里一躲，死活不肯伸把手。这又不是要他行善积德，只不过是一种礼貌，要他知恩图报，说明他心里装着自己的恩人。”
“到半夜了，你爸爸才回来，”她接着讲下去，“有气无力地说，‘用酒精给她擦擦吧，千万别给她吃泻药。’一听这话，就像有人打了我一个嘴巴一样。用酒精搓了搓，梅梅已经好点了。我气哼哼地叫嚷，‘是啊，用酒精，用酒精。我们给她搓过了，她也已经好多了。为这点事，我们可用不着花八年的工夫养个白吃饭的。’你爸爸还是那么宽厚，像个傻乎乎的和事佬。‘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你就明白了。’哼！真像个算卦先生。”
那天下午，继母的声音很激动，言辞也很激烈，好像又重新经历了一次那个遥远的夜晚大夫拒绝给梅梅看病的事。九月，阳光灿烂，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邻居家有人拆门，累得喘吁吁的。迷迭香快要熄灭了。
“可是，就在那些天，某个礼拜日，梅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像个贵妇人一样去望弥撒。”她说。是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举着一把五颜六色的阳伞。
“梅梅啊梅梅。这也是上帝的惩罚吧。当初，她父母快把她饿死了，我们把她救了出来，照看她，给她吃的，给她住的，还给她起了个名字。这也是天意吧。第二天，我就看见她站在门口，等瓜希拉长工给她搬箱子。我不知道她要到哪儿去。她变了，满面愁容，站在箱子旁边（我现在还觉得她仿佛就在眼前哪）和你爸爸说话。这些事都没跟我商量过，恰薇拉。我就像墙上的一张画。还没等问一声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家里出了这些怪事我连知都不知道，你爸爸就抢先一步对我说，‘什么也别问梅梅了。她就要走了，也许过一阵子就回来。’我问他梅梅到哪里去，他没有回答，拖着木屐走开了。我好像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墙上的一张画。”
“过了两天，”她说，“我才知道那一位一大早就走了，都没告别一声。他到这儿来，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一住就是八年，现在走了，又像离开自己家一样，别说告辞，连句话也没说。这和小偷的作为有什么两样！我估摸着他不肯给梅梅瞧病，准是你爸爸把他撵走的。那天我问你爸爸，他只是说，‘这件事咱们得好好谈一次。’打那以后，过去五年了，他也没和我谈这件事。
“这种事只可能发生在咱们家，你爸爸就是那副德行，家里又没个规矩，每个人都各行其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梅梅打扮得像个贵妇似的到教堂去，你爸爸这个老不死的还拉着她的胳臂在广场上走。在马孔多，人们谈来谈去的就是这件事。我这才知道，她没像我想的那样远走高飞，她就在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和大夫一起住哪。他们像两头猪一样住在一块儿，连教堂的门都不进。她可是受过洗礼的呀。有一天我对你爸爸说，‘那种异教徒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上帝惩罚的。’可他什么也没说。是他一手包办了这件丑事，这件公开姘居的丑事。事后，他还和平时一样，像个没事儿人似的。
“但现在我很高兴。事情虽然落到这步田地，大夫到底是离开咱们家了，不然的话，他到现在还得住在小屋里。他离开那间屋子，把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那只连门都进不来的大箱子都带到大街拐角去了。知道这件事，我感到格外心静。我总算胜利了，只不过迟了八年。
“又过了两个礼拜，梅梅开了家小铺子，还买了台缝纫机。她用大夫在咱们家攒下的钱买了台新的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看，这不是故意气我吗？我和你爸爸说了。虽然他没有反驳我，可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干的那些事一点儿也不后悔，反而心满意足。似乎在他眼里，只有跟这个家的利益和荣誉作对，并像他那样宽宏大量、慷慨大方、体贴人，再加上点儿愚蠢昏庸，才能使灵魂得到拯救。我对他说，‘你的好心啊，全都喂狗了。’而他还和平时一样，说：
‘这事你将来也会明白的。’”
8
真没料到，那年才十二月，就像有本书里描写的那样，已经春回大地了。马丁也回来了。午饭后，他来到我们家，拎着一只折叠箱，身上还是那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展展，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就径直走进爸爸的办公室，同他谈话去了。早在七月，我们的婚期就定了。马丁回来后过了两天，爸爸把继母叫到办公室，告诉她礼拜一举行婚礼。那天是礼拜六。
我的衣服已经做好了。马丁每天都待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吃饭的时候，爸爸再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我并不了解我的未婚夫，我压根儿没和他单独在一起待过。马丁和爸爸倒像是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爸爸一谈起马丁来，好像要同马丁结婚的是他，而不是我。
婚期临近了，然而我一点儿也不激动。我的周围还是笼罩着一团淡灰色的雾气。在朦胧的气氛中，马丁显得虚飘飘的，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晃胳臂，一会儿系上四个纽扣的外套，一会儿又解开。那个礼拜天，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饭。餐桌上的座位是继母安排的。她让马丁挨着爸爸，和我隔开三个座位。在整顿饭期间，继母和我话都很少。爸爸和马丁不住地谈生意。我隔着三个座位用眼睛瞟着他。一年以后他就是我儿子的爸爸了，可是我们之间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
礼拜天晚上，我在继母的卧室里穿上新嫁衣。从镜子里我看到自己面色十分苍白洁净，周围是一片茫茫的迷雾，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的幽灵。对着镜子我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我，伊莎贝尔，穿着新嫁衣，明天一早就要结婚了。”我认不出自己来了，回想起死去的母亲，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