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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之所以必要，是由于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管理的现代化，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在企业中对群体组合的科学化、高效化，对人们迅速地交流、接受、分析信息，对迅速而正确地决策，对加强个人和群体的创造性、主动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家已经注意到，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的同志参加。
这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是属于社会的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刚生下来的时候，只有自然属性，而社会属性，只是一张白纸，不是生来具有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我们要注意改造影响人们思想的社会环境。
比如，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导致了人的各种动机和行为。这些动机，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可以导致正确的行为，也可以导致不正确的行为。但是，人的需要和动机，是可以往正确的方向引导的，使之产生积极的效果。这种引导，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部分。我们要关怀人，信任人，尊重人，这是我们做人的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就连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二次大战以后，也有了新的发展。
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人的管理，日本丰田生产方式中心，就是千方百计做人的工作，这是日本人管理工作中的最大特点。当然，这是资本家掩盖剥削、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要不要批判地吸收他们的管理方法，为我们的四化建设服务呢比方说，将心理学、社会学中的科学部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丰富我们已有的经验，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民族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
“谈到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应用到我们的企业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中来，有些同志总担心会出毛病，认为这些是唯心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洋玩意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使不得。其实，这是一种偏见。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是无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列宁把心理学作为构成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基础科学之一……”
郑子云在讲些什么呀那些个名词、概念全是吴国栋没有听到过的。
吴国栋对凡是自己弄不懂的东西，都有一种反感。这些让他反感的话，出自郑子云的口中，更让他感到一种压力。虽然郑子云说他不是以行政领导的身份讲话，谁要真这么认为，谁就是个傻瓜。这话，不过说说而已，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部长，谁能拿他的话不当话呢这么一来，吴国栋没准就得重新调整那些多少年也没出过娄子，磨得溜光水滑，几乎靠着惯性就可以运转下去的观念和做法。郑子云说的那套，谁知道它灵不灵啊！而且郑子去在讲话中所流露出来的热情，在吴国栋看来，是超越身份和地位的，是有损部长的威严和分量的。一个部长，有这样讲话的吗两眼闪闪发光，还瞪得那么大，两颊泛红，声音激昂，一句连一句，前面一句话简直就像让后面一句话顶出来的。整个给吴国栋一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这就使吴国栋对郑子云的讲话内容，越发地怀疑，越发地觉得不可信。他不由得环顾四周，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念去寻找，寻找什么平时在厂子里传达文件和政治学习时司空见惯的扎着脑袋打瞌睡、闷着头织毛活、嘁嘁喳喳开小会、两眼朝天想心事、鬼鬼祟祟在别人后背上划小王八、大明大摆看报纸的情景全都没有了。好像郑子云把人人心里那个型号规格不同的发动机，全都发动起来了。别管是赞同的、反对的，全都支着耳朵在听。难道郑子云讲的话里，真有点镇人的东西不成每每说到人的问题，郑子云总免不了有一些激动。
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经历过很多运动。他时常惋惜地想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无辜的、被伤害了的同志。他们其中，有些已经不在人世。比如在延安时，曾和他住过一个窑洞，就是灰土布军装穿在身上，也显得潇洒、整洁的那位同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不堪忍受那许多人格上的侮辱：什么假党员、什么叛徒……自杀了。听说他在遗书上写过这样的话：“……我不能忍受对我的信仰的侮辱，然而现在，除此我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护我的信仰的尊严……”
第二十五章
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同志，虽然有些孤傲。
然而孤傲一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人都有自己的脾性，只要无妨大局。难道一定要当个没皮没脸的下三烂，才叫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吗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这是谁说的他忘了。他的记忆力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以前，凡是他看过的书，他认为重要的段落，几乎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
是啊，我们有很多的人，有不论水淹或是火烧都不可以毁灭的信仰，然而人在富足的时候，却容易挥霍。
难道他是个守财奴！要知道，人，这是创造财富的财富，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在实际工作中认识这一点。侮辱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侮辱；不尊重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不尊重。难道马克思曾将这行径，列入过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吗唉，经不错，全让歪嘴的和尚给念坏了。
他自己就像处在这样一个两极之中的钟摆。郑子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他早已变得粗俗，还有些官僚。否认吗不行，存在决定意识。哼哼哈哈，觉得自己即使不是全部人的，至少也是一部分人的上帝；对那些不是在抗战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同志，情感上总有一段距离；听到某人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立刻有一种不自觉的戒备……逢到下级没按自己意愿办事的时候，他照样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打板凳……反过来，他也照样挨上一级的训，俯首帖耳，不敢说半个不字，别看他是个副部长。
他心里明白，他可以在一天之内什么都不是，如同别人，如同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人一样。
当然，现在他还是个副部长，他得抓紧时机，把他想做的工作，尽可能地做好。
郑子云想起田守诚，想起部里的一些人，和那些离心离德、钩心斗角的事情。
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这一个角落而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希望是黄金。不是还有杨小东那些人吗新陈代谢，总是这样的。
好像到了深秋，树叶的绿色会变暗、发黄，最后还会脱落。但是到了来年春天，又会长出鲜绿、鲜绿的嫩叶，在同一棵树上，却不是在同一个树节上、枝桠上。
汪方亮微微地笑着。郑子云的话，在他看来是书呆子的呓语，咬文嚼字、天方夜谭、理想主义。他最好去科学院当个什么院士，当部长是不合适的。
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但像郑子云这样的一个“洋务派”是行不通的。在中国，办洋务一向以失败而告终。汪方亮觉得郑子云对中国的国民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从郑子云讲到的内容来看，大概是下了不少功夫。为什么不拿出些时间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呢要干大事情，不研究中国的历史是不行的。中国人从汉代开始，于的就是“重农抑商、舍本求末”的买卖。哼！螺旋式的上升。否定的否定。渗透在整个民族遗传基因里的小农意识。
在部里，人人都说汪方亮是“拥郑派”按照他的能力，他的才情，他能甘居谁人之下呢汪方亮不过是拥护改革而已，只是在这个前提下，他和郑子云，走到一块来了。
郑圆圆从来没见过父亲工作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现实意义。照她的想象，无非是开会——那些常常是只有决议，没有结果的会议；作报告——根据××号文件和××号文件的精神；划圈——可以不置可否；传达文件；诸如此类，而已而已。她只能从家里了解爸爸，而在家里，她觉得郑子云像好些个上了年纪、又有点社会地位的小老头一样，肝火挺旺，急急躁躁，谁的账都不买。前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全家人都上了床，他却忽然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咚咚咚地跑下楼去，说是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喊，是不是遇见了小流氓手里什么家什也没拿，就那么跑了出去。就凭他睡裤底下露出来的小细腿脖子，是小流氓他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好像那些小流氓全是纸糊的，只要他伸出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们捅个大窟窿。不一会儿，自己颠儿颠儿地回来了，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想必是他自己昕岔了。
夏竹筠不过随意地开了句玩笑：“没准是哪个女人在楼下叫你去赴约会吧，那么积极！”郑子云大发雷霆：“我怎么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变成了个大老娘们儿了”然后“砰”的一声摔上了自己的房门，震得墙上的石灰、水泥簌簌地往下掉渣子。
夏竹筠在他门外又是吵骂又是擂他的门，闹得全家一夜没得安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的阿姨让“造反派”给轰走了，妈妈在机关里“全托”郑子云在机关里“日托”有次过什么节，方方买回来一只活鸡。圆圆是不敢杀的，方方既然是当时家里最年长的妇女，只有硬着头皮去干那理应是主妇该干的事。她拿着那把锈迹斑斑，早已没了锋刃的菜刀，往鸡脖子上匆匆地瞄了一眼，闭着眼睛抹了一刀，便赶紧把手里的鸡往院子里一丢。那鸡非但没死，还歪着个脑袋在院子里乱飞乱扑，吓得方方和圆圆躲进屋里，关好房门，担心那鸡会不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钻进屋来。郑子云拿了一片刮胡子的刀片，很在行的样子说：“用不着那菜刀，这个刀片就行。”
他倒是挺从容，一把抓住了那只发了狂的母鸡，把鸡翅膀往后一拧，鸡脖子往手心里一窝，拿起刀片就往鸡脖子上抹，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