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别忘了没穿新鞋子可不准下床。鞋底不能踩上去年的灰尘，今年的运气才会更好。”去年来了姨太太，不是个好年。
“我不会忘的。千万别忘了叫我。天一亮就叫我。不，天没亮就叫我。”何干不作声，“好哩，天一亮就叫我。我真的不会不看见？”
“不会，快睡了。”
第二天琵琶醒来天色已经大亮了。
“怎么不叫我？”她大哭，“大门开了么？”
“你睡得好香，”何干说，“还是让你多睡一会吧。昨晚熬夜太辛苦了。”
“你说会叫我起来的。”
“大过年的不作兴哭哭啼啼的。快别哭了。哪有大年初一就哭的！”
琵琶抽抽嗒嗒哭个不住，何干给她穿新鞋，她两脚乱踢。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她没有份了。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何干说对了，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
六
同老七出去过，走亲戚并不让琵琶格外高兴。榆溪独自去拜年，何干带孩子另外去。秦干不一齐去。两个老妈子带孩子太多余，明摆着是为了赏钱。
“是沈家的亲戚，你认得清，还是你去。”秦干豪爽的说。
琵琶梳洗过，抬起头来让何干拿冷冷的粉扑给擦上粉。何干自己不懂得化妆，把张脸涂得像少了鼻子。陵也擦了粉。姐弟俩同何干挤一辆黄包车，抢着认市招上的字，大声念出来。电线杆上贴了一张红纸，琵琶念了出来：
“卖感冒，卖感冒，
谁见一准就病倒。”
有个自私的人想把感冒过给别人。
“别念。”何干说，“看都不该看。”
“我又不知道写了什么。”
“你会感冒，你先看到。”陵笑道。秦干不在，他就活泼些。
他们到沈家的一门亲戚家，叫“四条衡”，在天津的旧区，是一幢很大的平房。先到一扇小门前，老佣人从长板凳上站起来，带着穿过了肮脏的白粉墙走道，转弯抹角，千门万户，经过的小院是一块块泥巴地，到处晾着褴褛的衣服。遇见的人都面带笑容，一转身躲进了打补丁的破门帘后。小孩子板着脸躲开了。他们都是一家人，并不是房客，可是何干也认不出是谁。走了半天，终于快到了，改由这一家的媳妇带路，进到老人家房里。里头很阴暗。听说他的眼睛不好，说不定半瞎了。琵琶叫他二大爷，是她祖父的侄子，第一代堂兄弟的儿子，可是年纪比她祖父还大。他总坐在藤躺椅上，小小斗室里一个高大的老人。瓜皮小帽，一层层的衣服。旧锦缎内衣领子洗成了黄白色，与他黄白的胡须同样颜色。他拉着孩子的手。
“认了多少字啦？”
“不知道。”琵琶说。
“有一百个吧？”
“大概吧。”
“有三百个吧？”问话中有种饥渴，琵琶觉得很是异样。
“不知道。”
“请先生了没有？”
“老爷说今年就请。”何干说。
“好，那就好。会不会背诗？”
琵琶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女佣会把她抱到她母亲床上，跟她玩一会，教她背唐诗。琵琶记得在铜床上到处爬。爬过母亲的腿总磕得很痛，青锦被下两条腿瘦得只剩骨架子。可是她还是像条虫似的爬个不停。
“只会一两个。”她也不知道记不记得牢。
“背个诗我听。”
顿了一顿，她紧张的开口：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背完了他不作声。一定是哪个字记错了。却看见他拭泪，放开了她的手。琵琶立在那儿手足无措。这首诗她只背诵字音，并不了解其中的含义。志远说二大爷在前清做过总督，她倒没联想到诗里的改朝换代。她听人说过革命党攻破了南京城，二大爷是坐在篮子里从城墙上缒下来逃走的。南京也在诗里说的秦淮河畔。佣人们背着她也说“新房子”会送月费给“四条衡”，因为新房子阔，做了民国的官。二大爷总不收，怪他们对皇帝不忠，辱没了沈家。可是他儿子瞒着他收下了，家里总得开销。
“好，好。”他说，不再拭泪了。“有什么点心可吃的？”他问媳妇。
“改天再来叨扰吧，二大爷。”何干说。
“不，不，吃了点心再走。舂卷做好了么？”
“还没有，”他媳妇说，“有千层糕，还有苏州年糕，方家送来的。”
她约摸五十岁，穿得像老妈子，静静站在门边，一双小脚，极像仆佣。房里的金漆家具隐隐闪着幽光。她啃一声打扫喉咙。
“新房子送了四色礼品来。我给了两块钱赏钱。”
他不言语。她又吭一声。
“他们家的一个儿子刚才来了，他父亲叔叔还没回来。”她不说他们在北洋政府做事。
“叫一个人去回拜。”
“是。”
何干从不让琵琶和陵留下来吃茶吃饭，知道他们家里艰难，好东西都留给老人家吃。有时候二大爷的儿子会进来，也站在门边，他媳妇就挪到另一角。他儿子矮，比他父亲坐着高不了多少，总是咕噜着“是”。琵琶其实没仔细看过他们的长相，只认得年青的一辈，因为他们前一向会到她家里，男孩女孩都有二十岁大，叫她小姑。她母亲姑姑在家的时候常请他们过来，可怜他们日子过得太穷苦。琵琶到“四条衡”很少见着他们。她总是一来就给领着到二大爷房里，那间屋子舒服漂亮，然后就又给领着出了门。
她在这里察觉到什么别处没有的，以后才知道是一种圆熟，真正的孔教的生活方式，总也是极近似了。可能是因为沈家世代都是保守的北方的小农民，不下田的男子就读书预备科举考试，二大爷就是中了举的人。宦途漫漫，本家亲戚纷纷前来投奔，家里人也越来越多。现在由富贵回到贫困，这一家人又靠农夫的毅力与坚忍过日子。年青人是委屈了，可是尽管越沉底的茶越苦，到底是杯好茶。
“新房子”是一所大洋房，沈六爷盖的，他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当时流行的是北京做官天津住家，因为天津是北京的出海港口，时髦得多，又有租界，万一北洋政府倒了，在外国地界财产还能得到保障。沈家这一支家族观念特别重，虽然是两兄弟，却按照族里的大排行称六爷。家里有老太太、两位太太、孩子和姨太太。老太太按着姨太太进门的时间来排行，独一无二的做法，单纯一点，可也绕得人头晕眼花，简直闹不清姨太太是兄弟哪一个的。最常见的是二姨太太，女客都由她招待。以前是堂子里的，年纪大了，骨瘦如柴，还是能言善道，会应酬。琵琶始终不知道她是谁的姨太太。
老太太废物利用。大姨太太在顶楼主持裁缝工厂，琵琶最喜欢这里，同裁缝店一样，更舒服些。大房间倒像百货公司，塞满了缝衣机，一匹匹的衣料，烫衣板，一大卷一大卷的窗帘料子，铜环。长案上铺了一床被单，预备加棉花。
“给大姨奶奶拜年。”何干说，行了个礼。
姐弟俩也跟着说，倒不用屈膝。
大姨太太离了缝衣机，还个礼。一身朴素的黑袄祷。低蹙的眉毛，小眼睛全神贯注。
“嗳，何大妈坐。老李，倒茶！坐。”
“大姨奶奶忙啊。”何干恭维道。
她短促的一笑。“嗳，我反正总不闲着。过年头五天封了针线篮，这不又动手了。”
“大姨奶奶能干嘛。”
“能干什么！还不是家里人口太多，总有做不完的事情。”
“是啊。”
“见过老太太了？”
“还没有。横竖是等，我就说先上来给大姨奶奶拜年。”
她在缝衣机上踏着，一面说沈家的亲戚谁要结婚了，谁要远行，谁又生了个女儿。“见过我们新姨奶奶了么？”
“没有。”
“芦台人，才十六岁，很文静的一个女孩子。”
她说话的声口听不出新姨太太是她丈夫的还是丈夫的兄弟的，何干也不敢问。大姨太太正在帮新姨太太踏窗帘。
她儿子上楼来了。
“来跟姐姐哥哥玩。”她说，“陵少爷比他大吧？”
她儿子却有自己的主张，扯着他母亲衣襟粘附在身边，嘟囔着不知道要什么。
“嗯？”她低低的叱了声，想吓走他。母子俩视线交会，搅扰的目光，他们家特有的，仿佛两只蚂蚁触角互碰，一沾即走。
她从口袋里摸出点钱来塞给他。“好了，去吧去吧！”
“俩孩子多斯文啊，跟个小大人似的。不像我们这儿的，一点规矩也没有。”她说。
有个老妈子跑上楼来。“可找着了，何大妈，到处都找遍了。”她把声音低了低，“见六爷吧？”
六爷在楼下房间，端坐在小沙发上。琵琶和弟弟给他磕头，他倾身要他们起来。他蓄着八字胡，很饱满。
“十二爷好？”他问何干道。榆溪的大排行是十二。“见过老太太了？”
除了这两句再没别的话，何干就带他们出去了。老妈子等在门外，又领他们上楼，这次是到二楼的大客厅。更多女客来了，又开了一桌打麻将。他们向着房间另一头的新姨太太过去。紫色开衩旗袍映着绿磁砖壁炉，更显得苗条。新嫁娘的原故所以穿紫的。梳着两只辫子髻，一边一个，额上覆着溜海，脸上的胭脂红得乡气。她一直站着，客厅里没有她的座位，进来出去的人太多，个个都比她的地位高。她同样是被冷落的人，便搭讪着找话说，免得开罪了客人。
“少爷几岁了？小姐呢？来了多少年哪？多大岁数了？是哪儿人哪？”
何干恭恭敬敬一句一个“十一姨奶奶”。究竟也无话可说，连新姨太太都走开了。何干带着姐弟俩转了好半天，终于老妈子在门口招手叫他们。他们这里倒学会了医生的时髦手段，让病人从这问候诊室换到另一问，感觉上像动了。走过去是一整排的小房间，一色一样的奶黄色墙，麻将桌上垂着绿珠灯罩。琵琶觉得很漂亮，一点也不知道赌场也是这样子。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坐，又有打麻将的人进来了，挪到另一个房间，佣人送上了蒸糕。
终于老妈子又来找他们。“见老太太去。”她咕噜着说。
琵琶每回见老太太总见她坐在床沿上，床帘向两旁分开，就跟她的中分的黑锦缎头带一样。她在雕花黄檀木神龛里伛偻着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