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马上软了：“当宰相的还想当皇帝呢，是人哪个不想好上加好呢，我们只是说说而已。”
母亲抓住机会说：“英才，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
一直没做声的张英才冲着母亲说：“收拾个屁！也只有你哥哥想得出来，让你儿子去界岭当民办教师。”
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摆在堂屋里，要张英才随粪车到县城去拉粪。张英才瞅着粪桶不做声。
万站长挪了挪椅子，让粪桶离自己远点：“你没有城镇户口，刚毕业就能找到代课机会，说好听点是你有运气，说势利点是因为有个当教育站长的亲舅舅。你不吃点苦，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继续帮忙说话呢？”
父亲在一边催促：“不愿教书算了，免得老子在家没帮手。”
张英才抬起头来说：“爸，你放文明点好吗？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
父亲愣了愣，将粪桶提了回去。
母亲去帮张英才收拾行李。堂屋里只剩下舅甥二人。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和万站长离得更近些，贴着耳朵说：“我晓得，你昨天先去了细张家寨。”停一停，他接着说：“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下不接地的地方，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
万站长回过神来：“大外甥，你不要瞎猜。我都下了几十年象棋，晓得卒子是要往前拱。你先去了再说。我在那儿待了好几年才转为公办教师。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教育站长。还有一件事，那地方群众对老师的感情不一般，别的不说，只要身上沾着粉笔灰的气味，再凶恶的狗，也不会咬你。”
万站长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要张英才戴上。张英才很奇怪，自己又不是近视眼，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么。万站长解释半天，他才明白，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做理由，才让他出来代课的。
万站长说：“什么事想办成都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再过硬的关系也难办，理由小不怕，只要能成立就行。”
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头昏得很，他要取下，万站长不让，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却耽搁了，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还说，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他戴了眼镜去，他们会看重他一些，另外，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
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连叫：“不行！不行！”
父母亲不知道情由，从房里钻出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叫不行！”父亲还骂他：“你是骆驼托生的，生就个受罪的八字。”
“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说完便钻进房里，片刻后又夹着那本小说出来，对万站长说：“我们走吧！”
2
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大张家寨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里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里比。那地方男人都长得像男苕，女人长得像女苕，所以至今出不了一个大学生，连高中生都没几个。又说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元，塞牙缝都不够。万站长在一旁说，三十五元是教育站发的补助，村里还要发三十五元。还说，’自己在界岭当民办教师时，一个月总共才四元钱工资哩！
那些人说的话更难听：“别说界岭了，就是我们村里，任何人找村长要钱，比要喝他老婆身上的奶还难。”
张英才不理，他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
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有白读。临到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
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吗？
万站长诚心要请张英才吃点好东西，路上只要见到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家小店仍是这样，万站长将自行车存在店主家，买了十根油条塞进张英才提着的网兜里，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他的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万站长说话。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万站长要他别急，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万站长说，听到家长哭穷说是交不起学费装作没听见。看见别的老师踢学生一脚时装作没看见就行。张英才见万站长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转而问蓝飞的母亲蓝小梅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万站长笑了笑说，这种事，男人都会遇到。他问张英才手上玩的是不是硬币，张英才摊开掌心后，万站长将那枚磨得锂亮的硬币拿过来，看也不看，就扔进山沟里。张英才不理解，说这是自己压荷包的钱，怎么可以说扔就扔。万站长说，他晓得张英才一直在玩硬币，到了界岭小学，就不能再玩这种将自己的脑子当成猪脑子的游戏了。
之后他们没有再休息，一口气爬上界岭。
一排旧房子前面，一面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很厉害，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外面的黑板报上写着一行大字：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
张英才看着标语，心里觉得怪怪的。
一个中年男人从屋里钻出来。很响亮地叫道：“万站长来得真早呀！”
“还不是想赶来吃午饭！”万站长笑着向张英才介绍，“这是余校长。”又向余校长介绍：“这是张英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办公室后，亲自沏了两杯茶端上来。这时，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进来了。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有米。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万站长这时吃完茶，抹抹嘴说：“也好，全校教师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
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万站长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新突破之类的套话。万站长一本正经地说得很起劲，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装作上厕所，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儿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内容。他回去时万站长终于说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说。余校长说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
“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
邓有米毫不客气地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念起来。刚念完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万站长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
邓有米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邓有米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
接下来自然轮到孙四海发言。
等了一阵，孙四海才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
万站长也不追问，甚至脸上都没有一点异样的变化，平平淡淡地要余校长领他到教室去看看。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
万站长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
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是他们自己刻的。”
张英才看见万站长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色新课本。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万站长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无疑，这个班是邓有米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
正说着，万站长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
邓有米说：“四十二个。”
万站长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
邓有米说：“别人都请假了。”
万站长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了关哟！”
邓有米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自己的屋子时，趁机问万站长，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万站长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万站长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看见里面是一张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
张英才问：“这是什么琴？”
万站长看也不看，一边挂蚊帐一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
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
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万站长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顶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米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