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嫉奈难盘宕丛焐纭�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歧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3节：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2）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长篇《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一万一千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褊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己说：‘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于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
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靠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4节：抗战时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是谁
抗战时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是谁
1950年9月7日，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了一个罪恶的生命。被处决的是时年四十岁、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
邢仁甫是抗战时叛变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历史将他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竟然公开纳小老婆
邢仁甫，生于1910年，曾化名李少林、关沧州、罗镇、沙欧，河北盐山县旧县镇东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津南、鲁北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司令员。三十一支队在邢仁甫的带领下，收复了大批失地，队伍迅速扩大，在原来只有三路的基础上扩编到二十四路，兵力发展到三千余人。
由于他战功卓著，1938年7月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他任旅长。1941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令人扼腕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很有前途的八路军领导干部，最终却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邢仁甫开始居功自傲，生活腐化堕落。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看中了部队宣传队的青年女队员宋魁玲。
宋魁玲长得非常漂亮，且能歌善舞，但其爱慕虚荣，革命立场很不坚定（后来卖身求荣，随邢仁甫投靠了日本人）。邢仁甫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两人臭味相投，有了苟且之事。邢仁甫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偏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1942年，日寇对冀鲁边区步步逼近，组织大规模“扫荡”，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边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艰苦抗战的环境于不顾，为了自身安全，竟在新海县海边找了一个荒岛——望子岛（现属海兴县），让战士和民工在这块方圆不到二里的海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为他建造个人安乐窝。在敌人封锁严密、资金材料紧缺的情况下，部队干部战士经过一个冬春的艰难施工，为他建立了一块所谓的“后方基地”。他带着小老婆和警卫部队住进去后，每天大吃大喝，追求享受。他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城市天津为他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他利用职权私吞公款三万七千元（折粮七十万斤）供自己挥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杀害黄骅将军
利令智昏的是，邢仁甫不仅生活腐化，对于冀鲁边区艰苦抗战的形势不闻不问，而且还热衷于搞宗派、拉山头，制造事端。三十一支队整编后，上级曾先后选派一批红军和老八路骨干到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各级的领导力量，但邢仁甫对此却大为不满，认为冀鲁边区是他打下的天下，老八路进三十一支队是抢占了他的地盘，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反老八路活动。他到处安插亲信，培植势力，并不择手段地对老八路骨干进行造谣诬蔑，散布流言蜚语，损害老八路的形象和声誉。
1941年6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同志是湖北省阳新县人，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工作有经验、有能力，是一位党性强、作风硬的好干部。黄骅身居要职，体弱多病，按当时规定他可以吃“保健饭”“保健菜”，但他不肯吃，而是和广大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黄骅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在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