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捣乱，”杨燹真切地笑笑，又用手在她头上捋了一把（她的身高只及杨燹腋窝），“怎么了？是我惹你了吗？”他替她擦了擦眼泪，“你呀你呀，真捣乱。”
她忽然双手捏住他的手，有些歇斯底里地：“你不要走！”
“当然。”他冲她挤挤眼。他知道每当这种时候，他的表情不能太认真。果然，过了一会，她平静了些。
从自卫还击前线回来，黄小嫚和战友们一道披着彩带，佩上红花，被锣鼓接去送来，到处接受别人的采访，还参加了“功臣报告团”。她的脸整日兴奋得红里透亮，两眼空前地烁烁发光，说话声音也响了，那股神情简直象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有一天，她正在省委礼堂与两百多名参战功臣一起观看专场电影，被剧场的大喇叭喊了出去。门口，一个老头儿迎上来，象要抱住她。她惊呆了，闪向一旁。那老头流着泪，伸着两只扑了空的胳膊颤声说：“小嫚，我是爸爸呀！你不记得我了？……”
她打量着这个瘦小的、戴金丝眼镜、穿着高档毛料中山装的老头儿，惊讶得几乎要尖声叫喊起来。她随时想撒腿逃走。
老父亲对她讲起刚刚发生的巨变：他调到北京了，彻底平反了，他的著作在书店再次出现了……老头儿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面说一面不时用手去抚摸女儿的头，而每当他出现一个亲昵举动时，女儿就象怕挨打似的眨眨眼。
当晚，他领着她住到全省最高级的宾馆里。宾馆的房间里有两张床，爸爸说他们可以躺在床上好好聊聊。是啊，要聊的太多了，从女儿三岁时起父亲就失去了父亲的权利，一别就是二十余年。
小嫚坐在沙发上，听父亲语无伦次地絮叨。下半夜，老头儿终于在絮叨中睡去，她脱了鞋悄悄走进卫生间，别上门，她怎么能与陌生的老头同住在一间屋子里呢？爸爸，你出现得太突然了。啊，爸爸多体面，爸爸多慈祥，爸爸似乎胜过一切爸爸……但爸爸毕竟太陌生了。她用两只手背轮番抹着不断落下来的泪，她已经好久不哭了。她从此和别人一样，有了个亲爸爸。卫生间中央镶着一面大镜子。她对着镜子练习“爸爸”的发音，她决心在爸爸一早醒来时，就扑上去喊他。但她觉得怎么也练不好，怎么都觉得别扭，因为这个“爸爸”是她所有词汇中最生琉的。她可从来不管继父叫爸爸。
可是，第二天早晨，她被送进了医院。因为她忽然谁也不认识了，只是一阵接一阵地笑，一声接一声地喊着“爸爸”……
杨燹和其他战友闻讯赶到军区总医院精神病科，医生不让进去。老父亲呆呆地坐在病室外。喃喃道：“别去看她，。别去看，那种治疗太残酷了。”
战友们走了，杨燹留下来陪伴老头儿。
“你明白吗？这都怪我呀……”老头儿的精神似乎也出现了危机，“我要不这么急着来找她就好了。你明白吗？她小时候吃的苦太多了。心灵受到那么大的摧残。一下子，突然有个人跑来对她说：我是你亲爸爸。她哪里受得住这样的刺激……她小时候是为了我吃苦头，现在又是因为我得了这个病……”
杨燹向医生要来黄小嫚的病历，上面写着：兴奋型精神分裂症。
“你明白吗？都是因为我呀！”老头捶胸顿足。
杨燹怕老头儿也出什么差错，赶紧把他劝走了。他替他买了飞机票，几天后送他回北京了。自那以后，他决心承担起照料黄小嫚的义务。恰好部队通知他留在省城，参加为期两年的干部进修。他每个星期日总要蹬三十里路的自行车去看望她。两年来，她时好时坏，不过大趋势是渐渐康复。目前总算出院。
他越来越相信，唯有自己能使这个姑娘幸福。和她结婚也许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可他何曾在乎过别人怎样想？……
进修结束了，有一个月的休假，他准备在这期间把婚事办了。将来她跟他一道去山青水绿的滇藏地区，在那里她会获得一个新的心灵。那里的人没有成见，也不懂得歧视。
这时黄小嫚忽然问：“刚才，喊你的是乔怡，对吧？”
原来她听出来了。她刚才的情绪出现了那么大的波动，症结原来在此。
不去想她——那个乔怡。不是和她早已结束了吗？……
这一切是怎样结束的？乔怡在想。她失魂落魄地下了车，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站。她打算去哪儿？是想去追他、去跟踪他，象个密探那样弄清他身边的姑娘是谁吗？
谁给你这权利？她问自己。
初恋，这个甜蜜的字眼如今变味了。当时大家半真半假地把他的离去叫作“发配”。人们指责这“发配”的祸源在她。
……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停在宣传队的小院门口，那车拉着窗帘，显出庄重和神秘的样子。
……两个不苟言笑的人夹着黑色公文包进了队部办公室，徐教导员和其他领导首先被传唤进去。
……办公室所有的门窗都关上了。一会儿，门开了条缝，某人被单独叫进去，出来时脸上显出“事态严重”的神色。
……几乎所有人都进去了，又出来了。最后轮到了乔怡。
他们显然在传她之前已看了档案，一见她便先发制人地说起她的家庭背景，再由此推理，引出她一贯“意识复杂”的表现。她站着，他们坐着。“听说你和杨燹……”她立即申明他们的关系，免得他们继续意味深长地晃着头。然后他们问起什么重大谣言，这谣言牵连着用阿拉伯数字做代号的政治案件。
“不，我不知道哇……”她从来没受过那样的惊吓，包括外婆死在大街上。
“杨燹现在哪里？”
“在北京，队里让他去买乐谱架。”她的回答得到徐教导员的证实。
“他从北京给你发来一封信，不是么？”
“是……”
“长达二十四页纸？”
“我没数过……”
“你看，我们什么都已经清楚了，找你不过做个形式上的核实，再就是看看你的态度……”
接着他们问起信的内容。她缄默着……只听“啪”，一只手拍在桌上：“你说不说对我们无所谓，只是请想想你自己！和一个思想极其反动的人……”
杨燹？反动？她感到天花板在转，空气中的氧离子突然全没了。她要站不住了。记得是徐教导员把他那张椅子端给了她，还在她肩上捺了捺。
她怎么会昏了头，怎么会身不由己？她去把那封信拿了来，连同她对組织的真诚一起交给了他们。她由衷地认为，从此他们不会来找杨燹麻烦了，因为他们那样诚恳地许诺，说是顶多批评教育一下……
第二天，乐队指挥廖崎急扯白脸地找到乔怡，说有两个人闯到杨燹宿舍，撬开抽屉翻得一塌糊涂，最后把他所有的笔记本都拿走了。廖崎当时指控他们那样做是不尊重人格，他们冷笑道，“哼哼，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他搞得不好就是‘现行’！……”
乔怡捂住脸：“你别说了！你别来吓唬我了！……这下你可解了恨，谁不知你恨他，你和他有仇，巴不得他倒楣……”
完全失去理智的乔怡全不理会廖崎的赌咒发誓。他看她恸哭，只得讷讷走开，一
果然，不几天，杨燹的日记被公开了：用铅印的仿宋体，赫然公诸于质地优良的文件专用纸上。他的苦闷、他的烦恼、他的疑问、他的怨恨，被划上了粗粗的黑杠，以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和警惕。乔怡问天：人格呢？诺言呢？良心呢？……
骗局象一根打了活扣的绳子，它伸进乔怡心里，套住了某一处，然后开始拉呀拽呀。他们索走了他们需要的！而她的心，从此缺了一块。
仍是那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停在门口。杨燹夹在两个毫无表情的人中间，下了车。他的领章和帽徽已经不见了。据说有那一种小屋，专为犯了重大政治错误的人所设置。几十天的禁闭使他两眼深陷，似乎对一切人都带着蔑视。当晚，乔怡在锅炉房打开水。锅炉房总是没有灯的，热腾腾的蒸气中，她看见他的身影站在门口，或许他早就站在那里观察她了。她抬起头，他们不知在黑暗里对峙了多久。她满心的疚痛与悔恨化为冰凉的泪水淹了一脸……她扑向他，希望他给予哪怕一丝一毫的谅解，而他让开了。黑暗中，“啪”的—声，一记耳光打在她脸上，她懵了——不，她清醒了，一切都完蛋了。他就这样告别了她，以他的方式，告别了他们五年的爱。她在那天晚上想到了死……
第二天杨燹走了。他要求到很远的大山里，去伐木，去“改造”。
黑暗里，他离她很近。他的眼睛象野猫一样适应黑暗：“我早看见你了，你老想往别人后面缩。”他说。没准脸上仍带着嘲笑。
她咽了口冰冷的唾沫，全身的血也在一瞬间变得冰冷。什么都远了：战争、枪声、危险、攒动的人影，以及她自己正忙乱着的躯体、四肢。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世界，无声息的寂寥空间，她和他相遇——超乎一切感应的内质相遇。
“怎么会这样巧？”她的血肉之躯终于发出点声音。
“怎么会这样不巧。”他反驳。他俩同时去抬第二副担架。她跟不上他的动作和脚步，大声喘着气。汗随着一绺鬓淌下来，淌进嘴里，似乎也是冷的。他并不怜悯她，对她说：“你实在不能和我搭档。再用点劲不行吗？”
在抬第三副担架的时侯，她几乎一头栽下去。他不耐烦地用鼻子喷着气，她轻声问，“你还恨我吗……？”
“什么？”
“你……是不是还在恨我了”
他机器一样忙碌着，“这无关紧要了。”
“可对我很要紧！”
“那我教换句话，是没必要了。”
一股热烘烘的汗味混在硝烟味里。战争中，一切都显得遥远而滑稽，哪怕曾被每个人很看重的事，就象他说的：没必要。“没必要”包含着多大的忍耐和宽容，又包含着时间严酷的不可逆性。她祈求得到一个向他倾诉愧疚的机会，而他却说——没必要。既如此，命运又何必让他们在这黑夜的、狼坑不平的异国公路上相遇呢？
杨燹想起第一次见到她，就是在这里，这个大银杏树下的小邮局。她当时双手捏着一只雪白的信封，放在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