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
毛泽东从学校里借了一张地图，那罗霄山脉弯得像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我们要到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秋收起义之时，四个团有两千多人，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几次失利，损失了一千多人。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前进时，一路上又有不少人开小差。一位营长派人去追逃兵，毛泽东知道了，马上阻止道：“强扭的瓜不甜。他们要走，让他们走。我相信总有一部分人不走，跟我们走到底！”毛泽东甚至提出，给走的士兵发路费，以使他们能够平安回到家乡。一位名叫陈三崽的贫苦农民说，家有老母，必须回去照料。离开部队时，领到五元路费。可是，他走了才一天，却又回来了。毛泽东见到他问道：“你怎么又回来啦？”陈三崽诉说了自己离开部队后的遭遇，说是半路上遇见国民党部队，不仅抄走了那五元路费，而且还把他当壮丁抓去当兵。陈三崽说：“我不回家了，家乡也是国民党的天下。我就是回到老家，也无法侍奉老母，也会被抓去当壮丁。我想来想去，还是回自己的部队！”毛泽东表扬了陈三崽。许多思乡之心甚切的士兵，听了陈三崽的话，也打消了回家的念头。九月初秋收起义至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带领队伍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仔细清点一下人数，尚剩七百多人。不过，这七百多人，倒是经历大浪淘沙之后的精兵。那些意志不坚定者，早已在半途散去。这七百多人中的精华，是原先的卢德铭手下的警卫团，毕竟是正规军，除了战死者，很少有人半途离去。此外，另两部分人则是安源工人和浏阳农民。这支七百多人的队伍，成了毛泽东毕生事业的最初基础，成了燎原之火的最初的火星。
这支队伍的核心，是一批大学生，成了毛泽东手下的骨干。内中有：何挺颖，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二十二岁。伍中豪，也是二十二岁，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
何长工，二十七岁，一九二二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四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此外，大学生中还有不少英才，如罗荣桓，中山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宛希先，黄埔军校毕业生；张子清，湖南讲武学校毕业。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手下是一个师的兵力，下辖四个团。到了三湾村，毛泽东手下只剩一个团的兵力，遂缩编为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为陈浩，党委书记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及特务连、军官连、卫生队和辎重队。
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制定一项重要原则，即“党指挥枪”，把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在每一个连队，设立中共党支部，设党代表。当时十个连队的党代表，有七人是大学生。毛泽东曾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六十五至六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收编“绿林”袁文才
毛泽东完成三湾改编之后，十月三日，率部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县就在井冈山下，再跨一步，就可以进入井冈山了。此时，一道棘手的难题摆在毛泽东面前：井冈山上下，有两股土匪，怎么办？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力取，二是智取。很多人主张力取。这两股土匪，不过百把人，几十条枪，倘若用武力解决，轻而易举。
毛泽东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他力主智取文攻。他幼时熟读《水浒传》，同情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在他看来，这些“山大王”可以引作同盟军。再说，那两股土匪是本地人，消灭了他们，也就埋下仇恨的种子，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立足不稳。毛泽东初显他的统战才略……那两股土匪，头目分别为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驻扎在山下的宁冈茅坪，王佐则在山上的井冈山茨坪，山下山上互相呼应，成为犄角之势。两人结为拜把兄弟，唇齿相依。袁文才此人，二十九岁，宁冈茅坪马源坑人。他幼时念过私塾，有点文化。宁冈茅坪附近，有座半冈山。袁文才十九岁那年，半冈山上的胡亚春等人啸聚山林，组成一支“马刀队”。所谓“马刀队”，是因为他们没有枪，只有梭标马刀。“马刀队”以“吊羊”为生。“羊”，土豪也。“吊羊”，也就是绑架土豪作为人质，索以巨款。袁文才也参与“马刀队”的“吊羊”，加入绿林。因为他有文化，所以后来成了“马刀队”的参谋长，以至成为首领。
毛泽东来到宁冈古城时，一位特殊的人物前来求见。此人穿着一身西装，只是未系领带。在那山沟沟里，此等洋派的人物极为鲜见。他年仅二十二岁，本地人，名唤龙超清。此人乃富家子弟，曾由小县城宁冈到江西省会南昌求学。两年前，他在南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任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组织部长。开始北伐时，他受中共派遣回乡发动群众，迎接北伐，而他回乡的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特派员。他回到宁冈后，担任中共宁冈支部书记。
龙超清跟袁文才有旧，曾与袁文才结拜为生死之交。一九二六年九月，他策动袁文才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命袁文才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吸收袁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率部抵达宁冈，自然使龙超清欢天喜地。经过这位穿西装的青年介绍，毛泽东得知袁文才原是中共党员，收编他的部队也就容易得多。龙超清说及，袁文才眼下最缺的是枪。毛泽东当即慷慨答应，送一百零八枝枪给袁文才。龙超清当即把喜讯转告袁文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向来讲究义气的袁文才，也就答应送给毛泽东部队六百块大洋。如此这般，“山大王”袁文才投靠了毛泽东。这样毛泽东的“文攻”，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袁文才主动请求毛泽东派中共党员前去训练他的部队。毛泽东派出了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前往袁部。几个月后，袁文才部队接受改编，加入了中国工农革命军。收编另一个“山大王”王佐，要比袁文才曲折……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1
王佐跟袁文才同庚，也是二十九岁，身材不高，白净面孔。他是井冈山附近遂川下七村人，裁缝出身。王佐识字不多，武艺不错。据云，他骑在马上，一枪射去，可击中野鸡。有一回，他突然遭围，操起一根竹竿一撑，跃身上了屋背，一个跟斗翻了过去，便不见踪影。他曾跟一位拳师王冬文学过几年武功，所以论武艺有两下。
一九二○年，湖南军阀部队里的一个连长，由于不满上司克扣军饷，带了二十来个弟兄，到井冈山当绿林。这个连长名叫朱孔阳，广东人，他的耳朵不好，得了个绰号“朱聋子”。朱聋子在井冈山上“吊羊”，弄到了钱，买了一批布，给手下的弟兄做新衣，请来了裁缝王佐。王佐上了山，见朱聋子他们“吊羊”，日子过得舒畅，有点眼热。朱聋子呢，见王佐机警聪明，又有武艺，有意招他入伙。最初，朱聋子要王佐当“水客”。所谓“水客”，也就是侦探。因为朱聋子是外地人，人头不熟，不知“羊”在何方，需要“水客”报告线索。
当过一阵“水客”后，王佐也就正式落草。王佐出自贫寒之家，对土豪劣绅有一股子仇恨，所以他落草之后，“打富不打贫”，而朱聋子有时欺侮穷人。
王佐对朱聋子日渐不满，终于自立门户，另聚山头。王佐的队伍在“打富不打贫”的口号之下，慢慢兴旺起来，成了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比王佐活跃。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种种社会活动。王佐不然，蹲在井冈山上守老窝，不轻易下山。毛泽东的部队在山下安营扎寨的消息，飞快地传到山上。王佐头一回听说“中国工农革命军”，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也难怪，“中国工农革命军”打出这旗号，也不过个把月。毛泽东不急于上山。他要做通“山大王”王佐的思想工作。“把兄弟”袁文才派人上山，诉说了毛泽东的队伍专跟土豪劣绅作对，跟他们“劫富济贫”是走在一起的。又听说毛泽东给了袁文才一百零八枝枪，王佐颇为震惊，因为他在井冈山上那么多年，也只弄到六十来枝枪，何况这些枪好多是土枪。他手下的兵，两个人摊不到一枝枪。毛泽东既然把那么多的枪给了袁文才，这已清楚地表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会“吃”掉他们。这样，十月二十四日，当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西侧的荆竹山，一个穿长袍、戴礼帽、个子不高、自称朱持柳的人便前来拜谒。原来，此人是王佐派来的代表，特意专程来迎接毛泽东上山。
毛泽东在荆竹山村的大道旁集合队伍，向战士们介绍了王佐派来的代表朱持柳，并宣布马上随他上山。毛泽东特别强调，上山以后要搞好和山上群众的关系，搞好和王佐部队的关系，特地制定了“三大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今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最初便是这么来的。
在朱持柳的带领下，毛泽东部队上山。山道如羊肠，在密林中穿越。渐渐，山势越发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