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苦心经营，差一点断送在这个排长身上！不过，公秉藩未敢贸然相信排长之言，生怕有诈。一边嘱令严审这一排长，一边急电何应钦。何应钦下令对东固进行飞机侦察。漆着青天白日旗标志的侦察机在东固上空反复盘旋，没有发现异常迹象。于是，五月十一日，何应钦复电公秉藩：
“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
各路之先声。”这样，那个反叛的红军排长所提供的重要情报，反而被视为“苦肉计”，遭到了否定。毛泽东则在东固深山之中，正侧耳谛听着山外的“声音”。说实在的，毛泽东得“感谢”张辉瓒，因为张辉瓒全军覆没之际，他的无线电台也落入红军手中！在此之前，红军没有无线电台。正因为这样，当年毛泽东和朱德互相寻找，朱毛和彭德怀互相寻找，花费了多少工夫呀！也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的指令和朱毛的汇报，都要用药水写在白衬衫上，写在竹纸上，靠地下交通员递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
龙冈一战，红军从张辉瓒师部缴获一台十五瓦特的收报机，如获至宝。同时，还俘获了几个无线电报务员。不过，缴获的收报机却是坏的。所幸，紧接着在宁都东韶歼灭谭道源五十二师一个旅时，又缴得一台十五瓦特收报机和发报机。在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中，有两人愿加入红军。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者），在宁都小布附近的一座祠堂里，热情地接见了这两位报务员——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技术人员。这两名报务员，一个叫王诤（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他成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另一个叫刘寅。没几天，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便宣告成立，台长为王诤，政委为冯文彬（在“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王诤、刘寅为教师，办起了报务员训练班。十二名小青年，成了这个训练班的第一批学员。学员之中有胡立教（“文革”后曾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这个电台跟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耳朵”。此刻，在东固，红军电台昼夜一直有人值班，监听着国民党部队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国民党部队做梦也未曾想到，红军居然也在接收着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在监听中，要算公秉藩师部发出的无线电报讯号最为“嘹亮”，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而公秉藩师部用的是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红军对公秉藩师部的收发报机垂涎三尺，盘算着如何完好无损地弄到手——因为那台十五瓦特的收发报机是无法发送远距离电报的。
红军主力三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二十五天，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怀疑毛泽东钻“牛角”究竟能不能钻得通。正在这节骨眼上，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黄昏，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情报！那是公秉藩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哪里去？”
师部台：“东固。”
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毛泽东和朱德忙着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五月十六日清早，前方侦察部队向公秉藩汇报，说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得和水一样”。公秉藩又提及那位红军排长，说此人所说情况“显然与事实不符”。迎着朝阳，公秉藩率师向东固前进了。山间路窄，队伍成一列纵队前进，前前后后达五六里长。内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公秉藩以及副师长、参谋长。 上午十时许，公秉藩师已全部进入毛泽东的“口袋”。一声令下，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这时，红军电台收到了公秉藩师部发出的“SOS”求救呼号声，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下午三时，战斗结束。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全军覆没，四十七师五旅也被歼灭。这一仗，红军共歼蒋军一万多人！
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不过，当时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宽大俘虏，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两块“花边”（即银元）。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一块大洋。红军要他等一下，过一会儿补发一块大洋给他。他生怕有变，连声说“一块‘花边’足够用”，赶紧逃脱，溜之大吉。至于红军垂涎已久的公秉藩那部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另外，还缴获了六部十五瓦特收发报机。从此，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这支无线电总队一直窃听着蒋介石部队的往返电报，为红军提供了重要情报。东固一战，朱毛红军威风大振。毛泽东乘胜连连出击，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的十五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枝。第二次反“围剿”也就落下了大幕。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横扫千军如卷席”3
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韬略雄才。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把他比作诸葛亮。彭德怀还说了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胜利之时，毛泽东又发诗兴，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写及的“白云山”，便是歼灭二十八师之处。据毛泽东自云，那天一早他登上白云山时，山头还是一片白云。红军奇兵突击二十八师，蒋军士兵惊呼“你们是天上飞下来的呀”，故毛泽东有“飞将军自重霄入”之句。至于那“有人泣”，不言而喻，乃指蒋介石也。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鏖战正急、战火正烈的日子里，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小插曲……彭德怀的三军团指挥部，忽地来了两位神秘的客人，求见黄公略。一个青年学生模样，另一个五十多岁。那五十多岁的人自称是黄公略的胞兄，名叫黄梅庄，看上去确实有几分像黄公略。黄公略乃“毛、朱、彭、黄、滕”中的“黄”，红三军的军长，红军的领袖人物之一。毛泽东十分倚重黄公略。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便有一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黄公略本名黄汉魂，敬佩汉代名将张良，因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黄石公得以精通韬略，遂改名“黄公略”。来者黄梅庄，确系黄公略同父异母之长兄。黄公略之父黄秀峰娶妻左氏，生三子，长子即黄梅庄，次子黄星远，三子黄麟四。左氏去世后，黄秀峰娶丫环彭氏为续弦，生一女一子，女为黄菜香，子即黄公略。黄公略与长兄黄梅庄，相差二十多岁。
黄公略于一九二七年初入黄埔军校，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七月，和彭德怀一起在平江领导暴动。十月，彭德怀、滕代远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黄公略仍留平江一带打游击。一九三○年六月，黄公略出任红三军军长。这时，彭德怀为红三军团总指挥。
彭德怀平日从黄公略的谈吐之中，知道黄梅庄在家欺凌庶母彭氏，以为彭氏丫环出身，身份低贱。他与黄公略关系也不好。如今，忽地远道赶来求见黄公略，此事颇为蹊跷。再说，彭德怀前些日子听说《湖南民国日报》（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登出《彭德怀黄公略赶快率部来归》，其中提及何键把黄公略的生母彭氏和妻子刘玉英押来长沙，作为“人质”。看来，国民党十分“看重”黄公略，因为他毕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曾在“蒋校长”手下受训。
彭德怀以前去见过黄梅庄。这一回，“旧友”重逢，置酒相待。彭德怀拿出“竹叶青”，频频劝酒，却自称不饮酒（其实他是能饮而不饮）。黄梅庄酒后吐真言，原来，他此行负有特殊使命：“委员长、汉湘叔，均有信给公略。”“委员长”，即蒋介石。“汉湘叔”，乃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蒋介石任命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在那里建立“宣抚使署”，从事对红军的“宣抚”，即策反。黄汉湘“宣抚”的头一个目标，当然是黄公略。于是，找来黄梅庄，派他前去求见黄公略。黄梅庄说着，打开带来的皮箱，箱内有一千五百枚银元。在皮箱的夹层里，藏着两封信，那是蒋介石、黄汉湘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黄梅庄把信交给了彭德怀。蒋介石的信，以“校长”身份，劝黄公略“迷途知返”；而黄汉湘的信，则称赞“蒋公美德”，并愿以叔父身份担保黄公略“反水”之后的人身安全。
彭德怀阅信后，知道了黄梅庄此行的目的。不日，彭德怀将那皮箱密封，交给与黄梅庄同来的青年特务，说黄梅庄已去黄公略处，嘱他将此箱速速运回南昌，面呈黄汉湘。“宣抚使”黄汉湘收到这皮箱，以为策反有望。打开箱子，却几乎使他昏倒。原来，箱内是一颗人头——黄梅庄的脑袋！箱内还附有以黄公略署名的一封信，内云：“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湘附逆，亦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尤。”从此，那“宣抚使署”从南昌消失。黄汉湘再也不敢去“宣抚”红军了。蒋介石见何应钦吃了败仗，“宣抚使”亦无济于事，便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