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桃花源。１１５师的桃峪会议也偶起风波。
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的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罗荣桓在大会上作了关于１１５师在山东的总结报告，他说，１１５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辟了根据地，给这些地区输送了３００多名党政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建立了２个军区，６个军分区。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党的政策，增进了与友军的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顽固势力，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用“争、插、挤、打、统、反”６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已经在各根据地采用的工作方法。
同时，罗荣桓也指出了１１５师存在的缺点。
一是军事发展与党的群众工作配合不好。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
二是由于部队分散，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因而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损害党的传统的现象已很严重。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八路军只能进行相对分散，并进行游击战，这样一来，上级就无法对下级进行十分有效的控制，有些部队自以为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国民党部队的一些习气。
这种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桃峪会议召开前不久。８月间，已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长廉德山叛变投敌，将八路军的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的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９月２日，八路军向叛匪发起攻击。廉德山的部队裹胁了一些群众固守天宝山险峰南大顶，使进攻南大顶的八路军遭到很大伤亡，这激起了攻击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罗荣桓担心部队攻占山顶以后会违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到前线去。然而，直工科长刘四喜又被叛军打死。而另一位同去的科长急红了眼，在攻下南大顶以后，不但没有制止违犯政策的现象，而且自己也枪杀了俘虏。罗荣桓得知后，立即将他撤职，同时批评了有关人员，并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随后，罗荣桓又向上级报告了此事，并作了自我批评。在桃峪会议上，罗荣桓主要是通过这一件事，并联系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再一次强调执行政策、严格纪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还提出了“治军要严”的口号。
与会者对１１５师进入山东以来的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对山东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等问题上。有的领导认为，共产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山东省的６０％，人口也占５０％。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他们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认为打游击战已经不过瘾，要打大仗，打运动战（或称运动游击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也缺乏更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罗荣桓和一些人不赞成这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们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在当时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１１５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１１５师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罗荣桓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尽管如此，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还是以南大顶事件作为把柄，对１１５师进行严厉的指责。
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对１１５师的不断指责，有些是针对罗荣桓个人的，罗荣桓觉得山东的工作很难作。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在这一位置上可能会好些。于是，１０月４日，罗荣桓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１１５师工作的批评，并请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批评的同时，指出：
“１１５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就放弃了个人的要求，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的各种分歧，在会议期间没有得出统一认识。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１１５师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师部转移到沂蒙山区。但考虑到鲁南地区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山区的屏障，这个地方也不能放弃，于是，又把教导２旅一部，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解决“家庭困难”
１１５师师部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多粮少，部队和机关的日子都非常艰苦。
１１５师驻地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有名的穷地方。由于山东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都挤在这一地区，吃饭成了问题。部队日常吃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起来十分费劲。一些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糊糊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当地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如果是北方人，习惯于吃面食，不管面的质量如何。可是，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习惯于吃米饭，又不会卷煎饼，双手拿着煎饼吃很像看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
１１５师的领导也同大家一样。当时罗荣桓虽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穿羊毛棉袄，还以为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１９３９年，１１５师从晋西出发时带了６万元，到鲁南后不久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码头，才筹款解决了当年的棉衣问题。桃峪会议以后，又到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无着落。后来发现，当地养的羊不少，便决定就地取材，搜集老乡未经漂洗的羊毛，指战员每人发几斤，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羊毛做絮，缝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的时候，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就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１１５师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穿着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１１５师的指战员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１１５师到山东后，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１１５师的防区不在山东。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实力。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１００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３０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３个生产队、２个油坊、１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山东八路军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１９４２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停留了３个月，后来中共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自力更生，到１９４４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年，罗荣桓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５钱油盐，１斤多菜，每月１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于生产盈余，每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