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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秋，我在北京获知李怡青进入中戏进修，并出了一本新书。2003年，我从《知音》上获悉李怡青当年之所以愿用10万元征婚，其实是被人利用来炒作的，她是最大的受害者。我没有看过她主演的的影视，也没听她演唱的歌曲，但有关她的新闻还不少，后来还看到她在京出的一本新书。不管别人对她的评介如何，我还是认为这位李怡青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努力向上的演员，是一个善于改变自我追求艺术的女子。我一直想与她联系，想了解一下有关当时邓世祥是如何“采访”她的，她到底是否像邓所吹的那样，是他的女朋友，和她的关系是否真的非同一般，但后来由于我太忙，也没有刻意的去寻找她。现在，不知李怡青能否看到我的这段文字，不知她愿不愿与我作证。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让大家能看清楚，当时拥有李梅和陈良琴的邓世祥，竟然还是“花心”不改。当然，邓世祥的风流韵事绝对不仅次于是这一点儿事，也绝不止这一次。在几年后，我终于与他走上诉讼之路并四处取证时，我又吃惊地发现，我的一位天真无邪的女实习生小青（化名）就曾经被他欺骗过。这是后话。
1998年10月，以前在一位小报认识的朋友小黄跑到报社找我，并请我到客村的一家海鲜城吃饭，当时只有我们俩人，我认为两个人去酒店吃饭未免太浪费而不愿去。黄就让我约上要好的同事一同前往。我就叫上隔壁办公室的邓世祥和同事罗斯文，四人一起到了客村。在饭时，邓获知这位小黄来自潮州，家中很有钱后，当即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但借花献佛，频繁地向他敬酒，对他称兄道弟，很快与他打成一片。当他得知小黄也想进入《南方都市报》做记者时，夸夸其谈的邓世祥竟然还当作我和罗斯文的面，吹嘘自己与报社领导关系很好，可以帮他搞惦。尽管事后我再三提醒黄：邓喜欢夸夸其谈，他的话最好不要当真，如果你真的想进报社，你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文章去办公事应聘，根本没有必要找谁开什么后门。可惜，这位仁兄竟还是对邓的那一番海口不生疑，事后此人还真花钱托邓找人帮忙，为了感谢邓，还不惜将自己的一个新手机借给邓使用了一段时间，还给了他一些钱财。当然此君后来到底没能进入报社，但邓世祥还多次以此事在我的面前吹嘘，我极为反感地疏远了他。
还有一次，那时我们的关系还不错，邓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天河员村从事职介所的外地老板。事后对方悄悄告诉我，邓世祥在那两年时间内没少向他要钱。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邓第一次被《南方都市报》开除后，邓进入了广州某报的“求职广场”版做了一名写稿兼拉广告的工作人员，他常以记者身份四处深入羊城那些遍布写字楼、宾馆和大街小巷的职介所老板，常常以要曝光为由向对方索要红包。我这时候才知道，邓世祥为什么有钱可在白云区购买新房子了。也许其中的玄机就在此！
作为同事，我还是好言劝告他，但他总是当着耳边风。他还是经常以记者之名四处搞有偿新闻，大赚钱财，虽然常有人向报社反映，但他却依然顾我。
第十章 中国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第72节 记者刑事自诉案（3）
1998年底，邓拉我一起去江门市采访一个经济纠纷，还说早已与当事人说好，有红包拿，被我拒绝，同时我还是苦口婆心地阻止他这么做。谁知邓世祥不但不听，反而胆大妄为地假冒采访部一位领导的名义，骗取报社的司机轩慧驾着采访车与他一起赶到江门。他们在接受了那家建筑公司，也是投诉方的3000元现金后，又收了被投诉方5000元，结果很快就被双方识破，他们人还没回到广州，就被双方当事人一起告到报社。当时报社责令他退出所有赃款后，又对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当时由于李民英和任天阳的缘故，还有那位司机也是任的亲戚，两人这次并没有被开除，在两人写了检讨后，最后有关领导对邓记大过处分。此事报社所有员工均知道。
由于邓世祥在报社有靠山，加上他在做新闻时很会动脑筋，生财有道，在购买了楼房后，很快他又开上了辆新车子。在当时南方都市报的几十名记者中，能卖车子的人极少，当时采访部也只有魏东卖了小车，因为他是广州军区的团级转业干部，其妻也是收入很高的白领。邓世祥在1998年底购买了价值近10万元的新车后，每天春风得意地驾驶着那辆夏利小车来报社上班，更是四处向人吹嘘。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凭邓世祥每月的正常收入，他是绝对卖不起车子的，因为，第一，都市报的记者虽说当时在广州市新闻界的收入还是很高的，除了中层干部外，采访部记者的工资都是固定的，但记者每个月的收入与他的发稿量是成正比的，而每个记者每月的稿件见报量，稿件质量，不但都有专人统计，还每月向全报社公开，所以每个记者的正常收入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而当时邓世祥的发稿量一直不多：第二，邓世祥刚购置了新房子，这是一笔数目不菲的支出。第三，与他非法居的李梅长期没有工作，而且他们当时已经生育有两个小孩子，凭邓世祥每月的正常收入，支付家人的有关生活费就已是捉肘见襟了。那么邓世祥又是如何有钱来卖房卖车呢？个中缘由，读者也许自有分明了。
1999年7月，我因为“祈福新村”特大凶杀案的采访，惹了大祸。我这只“出头鸟”被突然剥夺了采访权，被迫离开曾经几次差点为之付出我生命的《南方都市报》。痛定思痛的我，身心伤痕累累，一边闭门反思，一边认真读书解闷。
就是这个月底，陈良琴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决定在近日南下告邓。因为他们的儿子五岁了，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但邓世祥已有一年多时间不给儿子寄钱，他们的生活都很困难。向邓要钱，邓不理。陈突然问我：邓说你因为违法乱纪而被人抓起来了，这是真的吗？他还再三警告我不要与你打电话。陈还颇为奇怪地问我：每次她传呼我的时间邓怎么都记得那么清楚呢？她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凭我对邓人品的了解，我意识到，邓肯定一直在背后利用密码查询我的行踪，而他的密码说不定早就更改了。我一查，果然发现邓的密码变更了！直到此时我才明白：邓早就对我心怀芥蒂了！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每天的行踪，包括我的所有隐私，邓都通过查号台获知！难怪每次陈良琴与我联系他都知道呢！
1999年8月，陈良琴携带着邓珂来到广州；到报社找邓要钱，没想到被拒之门外；找报社有关领导，无人理睬；陈携子去省妇联及其他单位投诉，但因涉及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社而无人理睬。就这样，陈良琴一连几天在羊城四处投诉，却毫无结果。
8月7日，走投无路的陈良琴又一次在电话里向我哭诉道：“石记者，我真没想到他会打骂我……没想到也会如此对待他的亲生儿子……他怎么配做记者呢？我怎么办呀？我找了几个领导，他们都不管这事。你就行行好，快帮我们母子一次吧……”她那撕心裂肺的哭诉，实在让我的良心不安！其实，来到羊城的当天，陈就要求见我，但我没有答应，只是提醒她最好是与邓当面协商，妥善处理好孩子的事情，好说好散。
这个时候的我处于深深的矛盾之中：从道义上讲，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邓的所作所为理应受到社会和法纪的惩处，我与其他同行一样，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从感情上讲，我实在不忍心邓再一次被报社开除，更不愿陈母子去有关部门告发他，毕竟我们曾经也算是生死兄弟，对于这些“私事”报社领导都不管，我又何必因此去得罪他呢？再说，此事只要我一出手，得罪的不仅是邓一个。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只要我一介入，将会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另外，我那一向与人为善、谨小慎微的女友，也多次劝我不要管人家的这种事，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去。
我答应与她们母子见面，并约好由我和我的女友请她们母子吃一顿饭。
我在女友的陪同下见到了陈良琴。她个子不高，外表清秀，穿着一身很普通的衣服，一看就是那种很本分善良的女性。她和邓世祥的儿子此时已五岁了，长得虎头虎脑，很可爱，很快就与我混熟了。饭中，面对我们特意点的一桌子菜，满面疲惫的陈良琴却难以下咽。
我知道，此时的邓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加上他有自己的几位后台，自然不可能将软弱无能的陈放在眼中。他第一次因为李某的投诉而被开除后，又能再次进入这家报社做记者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面对这对投诉无门的可怜母子，但我又能做什么？我默默地从身上掏出1000元钱递给她们母子，善良的女友也塞了500元钱。
两天后，陈携子找邓不但无果反遭到打骂。走投无路的陈良琴又找到我跪在我面前哭泣着说：“石野，我们母子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你再不帮我们，我就只好带着儿子跳珠江……”为防不测，尽管我十分不愿意，最后我还是拨通了邓的手机，抱着一线希望将陈的有关情况告诉了他。谁知，他在电话中骂我道：你是不是早就想勾引我的女人呀？现在我成全你们，你不正好可以把她带到你家里去吗……
我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邓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我的愤怒。此时，我的愤慨和怒火击碎了我的胆怯和顾虑。特别是陈良琴那揪心的哭诉，小邓珂那含泪的忧郁的眼神，使我的心颤抖了，更令我出离愤怒了！做人的良知，记者的职责，使我下决心管管这事。不管出现怎么样的后果，我都一定要为这可怜的母子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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