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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建弟为了等我而爬上了他家中的第三层楼的顶部，他在那儿登高远眺。在那上面可以看到从马路上过往的行人，他希望能在那儿看到我的身影。他一直等到黄昏，等到太阳沉入西山，还是没有看到我。而这个时候的我，一边沉浸在于连的命运之中，一边等待着“国庆节”的到来。此时我根本不知道建弟已改变了时间，不知道他已托家里人提前通知我，我怎么也没想到，就是在这一天，建弟竟会离开这个世界而永远离去。
据后来芳妹说，当她和哥哥在一楼大厅看完《新闻联播》后，就看见他默默地上了三楼，当时继父也到上面转了一圈。10多分钟了，芳妹和正在厅里看电视的伯母突然听到一声闷响，母女俩万分惊恐地看到建弟从三楼跌落到窗外的花坛边……我后来听说，在出事前的不长时间内，有邻居看到建弟居然又蹲在楼顶阳台边的鸽子笼前，默默不语。此时早过了喂食的时间，此时内心很寂寞的建弟也许是想与那些他爱不释手的鸽子们对话吧。在蹲了老半天后，当他郁闷地在夜幕在突然想站起来时，不知怎的竟从三层高的阳台边沿栽倒下来……手足无措的伯母和芳妹抱着浑身是血的建弟哭着呼救，而此时他的那位继父却不见影踪，直到后来建弟没救了才出现。一个小时后，建弟跟随伯父而西去……
三天后，四处出击的家里人才好不容易找到我。当我踉踉跄跄地赶到村里时，哀乐低旋，花圈刺目，巨大的悲哀将我击倒在头上包满绷带的建弟身上……
我痛哭流涕，我大声哭叫着撕毁了那本《红与黑》，将碎片凶狠地抛向开空，又把那些残页在建弟的灵堂前烧毁，那飞扬的碎片，那低旋的灰烬，像一只只充满哀伤的白鸽子黑鸽子伴随着我一起痛心疾首。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平时太爱看书，如果不是被那本书所迷，也许我会提前回到家里，也许我会打电话询问一下建弟，也许我会及时赶到他身边，也许他不可能在楼顶上盼望我几个小时，也许他不会在天色黑暗了还在阳台边上与他的鸽子对话，也许悲剧不会发生……
直到现在，内心痛楚，满怀沉重负疚的我一直还固执地认为，是我间接地害死了我的兄弟，是该死的文学害死了我的兄弟……
2003年清明节，我伫立于京郊那灰暗的小平房里，面对窗户外沥沥淅淅的清明雨，朝我家乡的方向遥望，思念我的祖母，思念我的伯父，更思念我那永远伫立在村头小山坡上的建弟，我一时无法控制自己，泪如雨下，一如流淌的清明雨。这雨又一次让我断魂，好多年没写诗的我，又为建弟写了一首《雨水中的弟弟》：
……弟弟当你以白鸽的姿态从楼顶上向我飞翔下来时我一生的思念从此因你而生长成一棵哭泣的树当树叶每年开始翠绿时一种叫心疼的东西因你而淋浴这场清明雨弟弟雨水中的弟弟当你倚着四月的墓碑冲我微笑时我的生命又会在这一天被一场清明雨抽得生疼……
第十一章 缪斯女神的礼物第92节 我的文学梦（1）
我的家乡大冶，地处鄂东南。往东，距离革命老区大别山区咫尺之遥，往北，距中国革命红色根据地南昌和井冈山也只有200公里。昔日的革命烈火曾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曾是红军从鄂南进军井冈山会师的主要通道，当时家乡热血男女纷纷背井离乡参加红军，誓死追随中国共产党干革命。大冶先后涌现了开国战将余立金、伍修权、石海山（石继明）等战功赫赫的革命名将。在大冶阳新交界的南山头，濒临阳新的刘仁八镇，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和大将滕代远等人当年就是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小镇成立了令国民党闻风丧胆的红三军团。彭总和数千名红军战士在此生活了大半年，并在在此与国民党武装进行过上百次激战。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了这一大片沸腾的土地。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教育后辈新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党和人民政府不但在这些烈士的长眠地成立了南山头革命纪念馆和红八军革命纪念馆（两个纪念馆的馆长均为殷显扬），还在大冶的青龙山公园内建立了一座高高耸立于青松绿野之间、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名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当年红军著名将领程子华领导的闻名中外的“大冶兵暴”，就发生在这儿。
这一方红色土壤催生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歌谣，我为了搜集整理这些民族文化瑰宝，经常往来于多个乡镇间，寻找多位会唱革命歌谣的老红军和烈属，记下了一首首令人激动的红色歌谣，每当我听到一首好歌，总是如获至宝。由我从小就爱听民间故事，唱民歌，收集民间谚语和歇后语。记得每到炎炎夏日傍晚，吃过晚饭，老人们就会搬一张小竹椅，在屋前树下，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他们除了互相谈论一些新近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外，往往是许多新奇有趣的民间传奇。那些神奇瑰丽的故事，总是令我听得如痴如醉。以致只要一见老人们摆开龙门阵，我马上就会削尖脑袋挤进人群津津有味地听。
做过小学老师和乡镇干部的父亲平时非常好读书，肚子里也装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奇闻轶事，平时也爱讲故事。父亲一辈子为人很仗义。他30岁那年，一位刚成年的叔叔因得急病而不幸离世，当时用村里迷信的说法是，青年人最好是不要上前，弄不好会被勾去魂魄。但父亲根本不信那一套，与另几位年轻人上前为死者抬棺。抬棺的共有八个人，乡间称之为“八仙”。在“八仙”抬着死者上山安葬时，由于其中一人不小心打了一个趔趄，结果导致沉重的棺材陡地失去平衡，加上他们大都缺乏经验，以致使棺材的重量往父亲他们这边倾斜，将毫无防备的父亲肩膀和腰部当场压伤。事后，父亲又没有及时去医院医治，以致留下了一辈子的创伤，后来就是挑几十公斤的谷子也不行了。因此他一直干不了太重的农活，所以除了平时能参加诸如锄草、犁田刨地之类的农活外，其余稍沉重一些的农活都无法胜任，于是他闲暇时间全部用来饱读诗书。他满肚子稀奇古怪的各类故事，只要他开口讲水浒、西游、封神、聊斋，讲从老一辈那里听承下来的民间故事，他的大儿子便会雷打不动蹲在他脚边，聚精会神地听，一脸痴迷。父亲与我就用这种最为原始的方式交流着情感，灌输给我做人的道理。
上学后，我开始尝试将一些人们口头传诵的精彩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1987年春天，我无意中从《大冶报》上获悉，全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并要求各地省市县各出一套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三合集，同时县文化局为了抢救地方民间文化，在《黄石日报》和《大冶日报》上向全县人民征集有关地方的民间故事。
当时刚刚进入大冶金湖高中的我立马来了兴趣，就把自己耳熟能详的几个民间故事，用口语形式记录整理出来，给了当时的“大冶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的负责人、时任大冶文化局副局长的祝振善。他阅读后十分高兴，因为对于同属于文字工作的民间文学，一般的文学青年常常是不屑一顾的民间文学，我这位中学生会感兴趣。尽管著名作家郭沫若、沈从文及沈的弟子——曾创作了小说《受戒》，《大淖纪事》及大量甘美如醇的散文的名作家汪曾祺等人也曾大力推崇民间文学，但一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愿将民间文学放入文学范畴，就像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从事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人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离退休干部，或是地方最基层的文化站站长之类对民间文学有着特殊感情和理解的人才愿意做的事。当时像我这样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能够对始终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感兴趣且热衷于搜集整理工作，地方上还真是凤毛麟角。
几天后，当时的《大冶日报》“金湖月”副刊上一次发表了两篇由我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随后又在当时的责任编辑查代文老师的帮助下，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卖药》。后来，《黄石日报》等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我的作品。无疑，面对这一篇篇经自己的双手变成了铅字的作品，对于当时尚是一名乡村中学生的我而言，不啻于一种莫大的鼓舞。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能在地方报刊上发表作品，还是在我高一时的一位老师的刺激下投稿成的。这位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是我高一时的班主任。由于不大注意学习，加上脑袋太笨，除了对语文有着强烈的兴趣外，我的数学课一直不怎么样，所以在平时我对上数学课不大感兴趣。为了打发那一节又一节的沉闷的数学课，我经常在课堂上偷偷看小说。为了防止老师在讲台上面发现，我就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把那本小说放在课桌上，在小说上面压上数学课本，同时手里拿着一支笔，装作写字状，而两眼和全部身心就全投入到课本下面的故事情节之中了。谁知，我这一小伎俩很快就让老师发觉了。有一次我正在埋头贪婪地阅读一本大仲马的《三剑客》时，不料很快就被讲台上的老师发觉了，他手持教棍向我走来，全班五六十名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跟随着向我逼过来，而此时的我正全神贯注沉浸在那引人入胜的小说情节里头，对此却一无所知。直到老师猛的用教棍在我的面前抽了一下，我这才被吓得魂飞魄散，手忙脚乱的将几本书同时掉到地上，老师就很得意地让我从地上将那本压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