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也是一件伟大的事。他们这样无条件地付出，才真叫了不起。
我们这些队员的到来给南日岛带来了一阵喧嚣。跟班长他们这样相处了三个星期，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三个星期后，海岛重又归于平静，有的只是浪涛拍岸和海风呼啸的声音。离岛前的最后几天，我突然发觉，大家之间都已经有了感情，竟会舍不得。
第七章 被国青队开除，醍醐灌顶
那次军训回去后不久，我就代表八一队入选了亚洲青年锦标赛＇1＇的中国队参赛阵容。比赛在缅甸原来的首都仰光举行。我记得那次比赛谢杏芳也参加了，那时她的主项是女双，在女单比赛中则是输给了张亚雯。
男单32进16的那场球，我败在了印尼一个比我大一点的球员手里。当时他的球确实比我打得好一点。输球后，我一下来就被所有教练批评。他们说我在场上没有意志品质，打不过就放弃，所以回来以后，我就被国家青年队除名了，也就是开除。
那时候，中国青年羽毛球队在福州集中训练，我是同年龄那一批男单中唯一一个能去参加1998年亚洲青年锦标赛的。当时跟我一起训练的还有鲍春来、邱波辉，他们都去不了，就我去了。结果我打成这样，所以回来后就被开除了。
我记得，赛后我来到看台上，被所有的教练挨个批评，狠狠地批。当时的教练有陈兴东和王耀平，王耀平也就是王琳（2010年世锦赛女单冠军）的老爹。这些骂过我的人，我都记得很清楚。还有那时候的领队任春晖老师，他们每个人挨个把我批评完，我站在那里就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我当时就想，完了，我的羽毛球事业完了，眼前一片漆黑。
回来的行程，是先从仰光飞到北京，然后转机回福州。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在从北京转机回福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可以休息，我就拿IC卡和八一队的何国权教练，还有高路江主任打电话。
在电话里我也很心虚，我就讲：“这次打得不好啊。”教练跟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可能会被调整回八一队。”当时我听到这话，人都是木的。
这件事对当时15岁的我打击真的很大，而且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特别尴尬。
我回到福州以后，已经很自觉地把东西整理好，准备随时走人。国青队和八一队的基地在一起，只要我拎个箱子，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就从国青队回到八一队了。
电话里我们教练说，反正你就等通知吧。结果回来后的第二天，国青队通知下午开会，我就去了。我记得太清楚了，我刚坐下来，其中一个教练就跟我讲：“你不用坐这儿了，你已经不是国青队的队员了。”我就站起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出了会议室大门。是所有人哪，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在那里，我就那么被赶出去了。而这位教练就是小鲍（鲍春来）在湖南队的教练张绍臣，当时他在国青队执教。
那天我特别难过，心里太难受了。但也不是生气，因为我没有资格生气，确实是我自己比赛没打好。
也许是天性使然，自小我的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九岁那年，刚进入福建少年队的我，便获得了龙岩地区羽毛球比赛乙组的冠军。年少得志，就难免轻狂，恃宠而骄，脾气也大得很。不光是在比赛和训练中脾气倔、不服输，就连生活中也是这样。我记得1998年有一次我代表八一队到成都去打比赛，赛后的饭桌上，八一队队友、四川籍的吴勇对我开玩笑说：“你打羽毛球能拿第一，但你吃辣椒行吗？”我一听这话，不服输的狂劲又上来了，说：“不就是吃辣椒吗，照样不会输给你！”结果吃辣椒太多引发了急性阑尾炎，不得不做手术。这时我人还远在四川，我让教练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妈，免得他们担心。最后还是吴勇的妈妈赶了300多公里路，从家里来到医院照顾我。
就在这时，福建省第十一届省运会在泉州开幕了，我得赶回去代表龙岩市参赛。那次回到家乡上杭县医院拆完线后，我就马上赶回龙岩集训，最后在泉州拿到了羽毛球男单、男团两个冠军，我们总教练都哭了。
不服输、好胜心强、求胜心切的这种性格，就像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后来的我，也让我在职业生涯中多次遭遇危机，兵败雅典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事实证明，被国青队开除的这次变故对我来讲反而是件好事。回到八一队后，我就真正意识到其实我真的什么都不是。你条件不错，那些人就夸你，但你没有成绩，就代表你什么都没有。我开始检讨自己的训练。
被开除后的那段时间，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以前的我，要是某天练得很好，就特别来劲；要是练得不好，就一塌糊涂，摔球拍什么的都来了。我还曾经因为摔球拍被停训20天，那时的教练就没见过这么不服管教的队员。
自那以后，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我都认真了许多，开始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敬业。比赛不是你今天感觉不好，就可以随随便便输掉的。
在这期间，八一队也派我出去打了一些比如四国邀请赛、中英对抗赛这样的小比赛。我在转变，教练也在慢慢发现我和原来不一样了。三个月后，有一天教练对我说：“你可以回国青队了。”再回来后，我就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注释
＇1＇：由亚洲羽毛球联合会组织的羽毛球单项锦标赛事，19岁以下的青年选手参加。19972011年已举办14届，这里林丹参加的是第二届比赛。他后来在2000年的第四届亚青赛中夺得男单冠军。
第八章 国家队地下室里的“插班生”
2000年，我们1983年这一年龄段的球员开始接受国家队的选拔。然而，第一批选拔名单里并没有我。
现在想来，这太好理解了。因为我从小给国家队教练留下的印象就不是特别好——很调皮、很自我、不好管、不太听话。所以，很多教练根本就不喜欢我。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并没有心理准备，还感到挺伤心的。直到这时候，我才真的开始担心了。错过了这次进国家队的时机，等到下一次再选拔，就得跟更小的一拨队员竞争了。说白了，就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很着急，那时他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搭个“末班车”，一定要把我送上去。
在这之后，又来了一份备份通知，说我又可以去国家队了。其实，这份通知的名单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是那一批国家队的“插班生”。
2000年5月，我一路北上，心想着一定要为自己、为高主任争一口气。两个月后，亚洲青年锦标赛在日本开打，我拿下了男团、男单两项冠军。这两项冠军像一颗定心丸，让我自己也让高主任稍稍松了口气。万一那次又没打好的话，别人肯定会觉得，我这个“插班生”是靠关系进的国家队。还好，我用冠军击退了流言蜚语。
就这样，我在国家队里也渐渐稳定下来。刚到北京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宿舍是在公寓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国家队一队住宿舍楼，二队住地下室。国家队内定期举行升降级比赛，二队成绩好的升一队，一队差的退回二队，成绩的好坏直接与待遇挂钩。
和我同一天到国家队报到的邱波辉依然和我住同一间宿舍。地下室阴暗、潮湿，四个人一个房间，卫生间则是公用的，出门还得走上一段路。这都没什么。最难的，是刚到国家队的那种压抑。
因为我是“开后门”进来的，很急切地想要表现好，就怕教练不重视我，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军就是奥运冠军，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根本不敢抬头，就盯着自己的饭盒扒拉两下，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
而且来到国家队之后，那种大强度的训练，是之前在青年队和八一队从来没体会过的。当时每天练完，就想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看看电视，什么都不想做。那时候我们的能力还没到师兄们的那个程度，可是每天的训练量却和师兄们是一样的，我就感觉很吃力，特别累。
地下室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手机没有信号。刚去北京的时候，我还没有买手机。临行前，八一队教练再三关照：“你到了那儿就好好训练，千万不要喝酒，也不要用手机。你就记住这两条。”所以，差不多前半年，我都没有手机，一直到2000年底的世青赛打完。
那次世青赛，虽然我们拿了男团冠军，我是第一单打，但是单打半决赛我输给了小鲍，小鲍在决赛中又赢了索尼，拿到了世青赛男单冠军，在我们同年龄的选手里，一下子杀出重围，成了我们中间的“高帅富”。
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买的，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是部索尼手机，那时的号码也一直用到现在，从没换过。那时候买手机可以选择的品牌比较少，而且还不是彩屏，都要3000多块钱。所以，手机算得上我当时比较贵重的一笔财产。
地下室里，手机常常没有信号。要打电话或者发短信，都要站在床上面，把手举得老高，等短信发出去了，再放下来。
不过，这段地下室里的日子不只有压抑，也有让我高兴的事，就是冬天洗衣服不用再两只手泡在冰水里了，而是用上了洗衣机。小时候在八一队，不仅要洗自己的衣服，还要洗大队员的。吃完饭，他们也是把碗往我面前一推。虽然大家都是小毛孩，经历一下这种事也好，但是这种“以大欺小”的人还真不算什么英雄。
等到了国家队以后，大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了，也不会谁欺负谁。进国家队12年，我们的生活用品时常会被赞助。牙膏、牙刷、洗发水、沐浴露这些我都自己买过，唯独洗衣粉，我到北京12年就没自己买过一袋洗衣粉，这也真的创下一个纪录了。比方说今天一个宿舍的洗衣粉用完了，那我就先把脏衣服放在旁边，等哪天又有了洗衣粉再洗。结果，总是不出两天，洗衣粉就一定会补上。国家队的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