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天象所示的王者。希律王极度恐慌，下令杀死所有婴儿，于是耶稣的父母带着他逃往埃及。回到故乡后，耶稣长到30岁，到河水中受洗，有圣灵降到身上，有声音说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从此开始以神之子的身份传道，一直到33岁死去。耶稣的话语很独特，反对固守律条、坚持神本身，宽恕通常所称的罪人，与传统犹太教观念相悖，遭到犹太长老愤恨。
耶稣生前门徒众多，他在其中选择了十二人作为使徒，其中有渔夫、税吏和耶稣的兄弟。这十二人一直跟着耶稣，直到他死亡。为什么是这十二个人而不是其他人，圣经中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福音书只写到召唤的过程，例如耶稣走到海边，看到弟兄二人，西门和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十二人是耶稣事迹和语录的见证人，耶稣给他们讲比喻，对其中三人展现神的形象，在临死前带他们来到作最后祷告的客西马尼。
耶稣被十二门徒中的犹大出卖。按圣经的说法，耶稣的做法惹恼了犹太祭司，他称自己为上帝之子的言论也被认为亵渎僭越，祭司希望能处死他，因而高额悬赏，悬赏耶稣的信息，犹大为了银币而将耶稣出卖。耶稣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在逾越节前夜，他和门徒晚餐。按照习俗，逾越节时犹太人要准备丰盛的筵席，宰杀羔羊，敬献上帝。在这最后的晚餐上，他曾向众人预言自己被出卖，让众人去猜是谁。他还预见到另一位门徒彼得在自己被捕后，将三次因为害怕而拒绝承认认识他，预言应验后，彼得流下眼泪。
最后的晚餐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顿晚餐，筵席间的场景可以在达·芬奇的著名壁画《最后的晚餐》中见到，这幅画绘在米兰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的墙上，虽然已经褪色，但还是能看得到其中优美丰富的大量细节。
《最后的晚餐》是一幅静中有动的画。画面构图有复杂的深意，笔调深刻而细腻无双。最突出的构图特征是透视的运用，两面墙的透视焦点是远处的地平线，而恰好在耶稣的头顶汇集，构成视线的中心。后窗上的圆拱在耶稣头顶如同光环。十二个门徒每三人构成一组，分列耶稣两侧，其中每个人的表情都不相同，有惊惶、猜疑、恐惧、辩白的神色，有人指向他人，有人在胸前摆手，从年龄服饰和肤色可以与十二门徒一一对应，每一个人都很真实。而最重要的是，耶稣的脸充满忧伤，带着超脱的宁静，而犹大身体向后退缩，脸是所有人中唯一处在黑暗中的，和耶稣构成鲜明对比。达·芬奇在自己的笔记中曾经记述过他对每个人的设计，从衣服到表情和手的动作，每一个都完全不同，细腻至极。
《福音书》是耶稣的四位后人——马太、路加、马可和约翰，在耶稣死后60年至100年写下的，分别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记述了耶稣的出生、言行、获罪与死亡。对这四位作者的来历人们不完全清楚，但通常认为《马可福音》是最早的一部，而马可是耶稣门徒彼得的学生，因此也算是一手资料。虽然这种说法被现代一些学者否定，认为马可是一位不了解巴勒斯坦的罗马人，但经文中也有一些地方表明，马可至少是与彼得接近的人。马太和路加两部《福音书》的内容很多是由《马可福音》而来。由于这些《福音书》是在耶稣死后若干年才得以完成，只靠流传为蓝本，又缺少其他独立史料记载的印证，因而一些现代人质疑耶稣其人的真实性，不仅否定耶稣是神之子，而且否认耶稣曾经存在过。更一般的态度则相信，耶稣的神迹虽不是真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先知式的了不起的哲人，不仅真实存在过，而且确实影响了时代。
【神学与真相】
耶稣生前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尽管他的言行曾激起当权人士的警惕，但也不算是叱咤风云。导致他死亡的罪行只是在逾越节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引起混乱，比起同年代带领大规模反叛的犹太领袖，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在当时，反叛的犹太领袖人数众多，出名者也多，例如第二次犹太战争中著名的反抗领袖巴·柯克巴，与他们的功绩相比，耶稣的事迹并不突出，但耶稣的后世追随者比那些风云人物都多。这是为什么？
米兰是一个重要所在。
米兰是基督教发扬的地方。之所以这样说，除了《米兰敕令》和官方修订国教这两件大事，还有两个人是至关重要的。一位是米兰的安布罗斯大主教，另一位是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他们二人和君士坦丁堡的圣经翻译家杰罗姆并称为基督教三博士。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追随者甚重的大人物，也不乏声称自身拥有神谕的民族领袖，然而其影响力能穿越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上不外乎寥寥几人。基督教从一个以个人魅力和门徒追随为基础的小小流派，发展为一门影响深远的学说，其间的改变和理论拓展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孔子的门徒记载了他的言语，而后世儒家又拓展了其中的理论，基督教的体系也由门徒记录的言语和后世哲人拓展的理论组成，尤其是后者，没有这些，就没有基督教的发展。罗马的保罗和米兰的奥古斯丁是最早的先驱。
从耶稣的一些只言片语看，他预言了上帝的天启和审判即将到来，届时将天下大乱，而上帝的现身将给信徒以公正的永生。耶稣预言了世上将建立新的国度，十二门徒将拥有统治十二个国度的权柄，而最后的审判将惩罚不虔诚与不正义。这样的预言是最初信仰的基础，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最后的审判仍然没有到来，预言本身开始受到动摇。善与恶是否能各得其果是人们困惑的焦点。而与此同时，早期基督教内部对善恶本质的观点也众说纷纭，很多人将善恶之争看成实际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的势力斗争。这些观点属于现实世界的拯救，不得不受现实政治制约，当现实政治与预期不符，理论体系就受到极大挑战。
是奥古斯丁扭转了这一切。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年轻时风流不羁，受古典宗教和其他教派影响甚重，30岁到了米兰，改信了基督教。当他重新阅读了《新约》和早期圣徒的书信，他对神义有了不同的理解。他写下了著名的《忏悔录》和《上帝之城》，将神学从外界政治带入对心灵深处的探索。他并非将善与恶置于世界中，而是放入人的灵魂，恶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自私、贪欲、恶意和无法转变自己的软弱无能，是每个人生来都具有的深处的瑕疵，是人的生物属性，而善是改变这一切的愿望，是用信仰提升自己的力量，是人性向神性靠拢并克服生物性的修炼。在奥古斯丁之后，基督教才真正转变成人心灵的宗教，而不只是期盼社会变革的人的宗教。《上帝之城》书写了两座城市，一座是人间王侯将相统帅的地面城市，另一座是上帝指引的人的内心城市。这样的改变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罗马帝国后期，帝国之外的蛮族崛起，对帝国发起一次次冲击，帝国领袖先是镇压，然后容忍，最后是反抗最有冲击力的一些蛮族，例如哥特人和旺达尔人，帝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在这种时刻，人们开始讨论国度的衰落，一些人把原因归罪于基督教的崛起，认为人们信仰基督，放弃了罗马本身的保护神，放弃了传统，因而受到惩罚。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从基督徒的角度驳斥这些责难，认为帝国的灾难正是对多神教信仰的惩罚，是罗马人精神堕落的灾难，而非反之，同时认为这样的历史时刻将是上帝之城——人类精神国度——降临人间的时刻。
对奥古斯丁影响深远的有两个人，第一位是保罗。保罗是公元1世纪最重要的传道者，他在罗马向异族人传教，书信被纳入《新约》，成为宗教经典。是他第一次突破犹太种族，把向异乡人传播教义当作自己的使命。这样的努力起初不被理解，但最终，历史成就了基督教的威名。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与英雄随着罗马帝国覆灭而被民众遗忘，然而基督教却顽强地生根发芽，不仅征服了最后的罗马帝王，而且征服了入侵罗马的蛮族。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率先皈依，之后占领欧洲绝大部分土壤的蛮族王国几乎都陆续皈依了天主。
另外一位对奥古斯丁影响深刻的人是米兰的主教安布罗斯。安布罗斯主教是将奥古斯丁引导入基督教的人。据《忏悔录》记载，安布罗斯主教的深沉和善，在当时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公元387年，奥古斯丁在米兰接受安布罗斯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
安布罗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是劝说狄奥多西皇帝确定国教的人。他是天主教会传统的奠基人，他除了改变了罗马帝国的信仰，还开创了教会与国家的独立关系，他在与狄奥多西皇帝的书信中辩论了教会是否应当从属于王权统治，尽力为教会争取地位。他也是欧洲音乐的重要开拓者，希腊罗马传统的音乐雏形在中世纪大多失落殆尽，教堂音乐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到了近代发展成西方古典音乐。教堂音乐的起始正是由安布罗斯主持的圣歌吟唱，安布罗斯素歌是早期圣歌，最终转变为西方古典音乐的雏形。
安布罗斯在米兰受人爱戴，直到今天仍然不时有信徒凭吊。来到圣安布罗奇奥修道院，可以亲眼目睹安布罗斯的遗体，可以看到有虔诚的信徒在这半地下的小房间低头祈祷，一坐就是几十分钟。圣安布罗奇奥修道院不算宏伟壮观，但是建筑和院落都宁静优美。它是观察宗教建筑演变的最好场所，其中一部分是罗马帝国时代会堂遗留，一部分保留拜占庭帝国的马赛克金顶，一部分是文艺复兴之后修建的近代风格，几种风格统一协调，毫不显得突兀。教堂主体已经具备了后世大教堂的基本结构，一本圣经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