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变为宗教集会之地。两百余年之后，康斯坦丁皇帝为了纪念他的殉难，在传说中他下葬的地方建起了纪念堂，这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前身。整整1900年，没有人真的发现圣彼得的遗骨，直到1939年，在清理地下墓穴的过程中，教士们发现了一具缺少脚掌的尸骨，经科学鉴定，确实属于公元1世纪。
在彼得死去的地方，同样建立起来的还有教廷。教皇作为彼得衣钵的后继者，接过彼得留下的钥匙——天国的钥匙。罗马教会因此成为凌驾于所有其他教会之上的统治机构，罗马也从此成为一千余年的宗教中心。
早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前，基督教的力量就已经进入罗马城。耶稣的最重要追随者保罗和彼得一样，在罗马传教。保罗和彼得都死于罗马，他们一个人发展异族加入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传播的关键人物，另一个受耶稣亲自授权，成为基督教的基石。在后世宗教艺术中，我们总能看到保罗和彼得站在耶稣两侧，一个人执剑，一个人执钥匙。他们是最关键的两个人，是他们奠定了罗马的地位。
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帝国的力量转移到东方，一方面是位于今天土耳其的拜占庭帝国，另一方面是包含今天德国、奥地利周边的神圣罗马帝国，两大帝国都将自己当作古罗马帝国合法的继承者。罗马本身失去政治力量，只有教廷却作为纯粹的宗教中心留存下来。
这种留存对文明来说是重要的。中世纪的世界与现在大有不同。至少有500年，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000年，文明在一种近乎消逝的荒漠状态中。那时文字消失，科学消失，艺术家消失，国王甚至不会读写。哲学家的学园不在了，历史学家也不在了。世俗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处于空白中，对希腊罗马的高度一无所知。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教会保留着旧日文化。教会保持着写作的传统，教育一代代进行，修道院中的语法和修辞学记住西塞罗和维吉尔，虽然几何、天文和音乐课程消失，但教堂艺术成为了这段时间仅存的艺术。中世纪的格局亦是分散的，那时没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这样的领土之分，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世界是凌乱的，国王林立，诸侯分封，战争在任意一方和另外一方之间进行，没有国界主权，没有国籍。一盘散沙中，唯有罗马还能算得上文明的焦点。
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教廷只有精神意义上的统治力量，并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力量。直到丕平——我们曾经见过的矮个子法国宫相——献给教皇一片土地，教皇才有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交换，丕平的篡位得到教皇的认可。公元800年，教皇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加冕。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不仅对于查理曼是新的帝国，对教皇也意味着新的帝国。从此教皇有权力为国王加冕——换句话说，教皇凌驾于国王之上。
教皇国的时代由此开始。从10世纪起，强力教皇就抓住一切时机扩大自己的影响。教皇对英王的婚姻发表意见，对法王的继承表达观点，更与统治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竞争。教皇总是想将自己置于国王之上，而国王当然不想。教皇与国王的斗争从未停止，总有强硬的国王想脱离教会控制，也总有强硬的教皇不断加强自己的地位。
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斗争是斗争的主线。神圣罗马帝国由日耳曼民族的多个王国组成，这些国王与教皇一起选举帝国皇帝。这是貌合神离的权力斗争，看似合作，其实竞争，结果常是两败俱伤，但教皇国的地位在斗争中建立起来。
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缠斗，格里高利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将其废黜，逼迫亨利在雪地里跪拜谢罪，而亨利回到王座之后立即回头攻打罗马。格里高利宣布了教皇的许多绝对权威，使许多小国臣服于脚下。乌尔班二世继承格里高利，他发动了针对穆斯林、夺回耶路撒冷的战役——十字军东征，将整个欧洲卷入世界大战。
12世纪持续上升，到了13世纪，英诺森三世时期，教皇的统治达到了鼎盛。英诺森三世使用狐狸一般的手腕，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让奥拓四世受其压制，又夺取了意大利的许多土壤，制裁了英王约翰，使其向自身纳贡。这一时期的教廷很有能力，教皇们野心勃勃，又冷酷无情。格里高利九世对腓特烈二世加以绝罚，又开创宗教裁判所。腓特烈二世转而在西西里大败教皇的军队，恢复自己的地位。然而新上任的英诺森四世却毫不留情，不仅重新宣布了之前撤销的绝罚，而且拉拢势力反对腓特烈，并在战役中击败皇帝。四年后，腓特烈突然去世，霍恩斯陶芬家族中断，神圣罗马帝国出现长达19年的空位期。
1254年到1273年，帝国没有皇帝，游戏暂停了，如同弃权的选手留下发呆的胜者。
1261年，我们来到空位的中央。在这短暂的缝隙中，我们见到教皇权力的顶峰，也见到顶峰之后裂隙的阴影。这是教皇国最鼎盛的时候，也是鼎盛的终结。
在权力的高峰时期，教皇的触角可以延伸到各个方面，他们有权力任命各地枢机主教，也可以监管所有主教，再由主教监管所有教士。他们能影响国王任命，更可以决定对国王的开除教籍，从而罢免。他们能挑起战争，建立联盟，加入其中一派，决定战争走向。他们能向天主教世界的所有地区征税，积累巨大财富。
这一切在14世纪不可避免地下滑。克莱门特五世统治时期，教廷经历了巨大的衰落。教皇被法国国王挟持到阿维尼翁，从此法国选举了新教皇，宣布为正统，罗马尽管重选教皇，与法国对峙，但并不能赢得所有人的认可。英国是法国敌人，因此支持罗马，苏格兰是英国敌人，因此支持法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两地各立教皇、各自为政的大分裂。这是教廷受到羞辱的时期，重新的复兴要等到15世纪——艺术复兴的世纪。
对罗马教廷，有时人们会有疑惑。在后世的书里，教皇常常以腐败、伪善、贪婪、擅权的形象出现，他们做了很多不择手段、压制异端的事情，宗教改革家正是以此进行改革的号召。在遥远的我们看来，几乎不能理解中世纪怎么会屈从在这样的教会之下。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永远有另一面，教皇中的很多实际上是以仁慈、饱学的形象出现，他们救济穷人，资助科学，是艺术最大的支持。他们自身研修神学，教皇国的创立者格里高利一世就被封为神学四圣人之一，其他三人是我们在米兰提到过的安布罗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贝尼尼由教皇聘请，卡拉瓦乔受教皇庇护，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由教皇出资。可以说，教皇一方面野心扩张，另一方面又将这扩张转化为绚烂的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罗马教廷的无上地位，就没有今天罗马的灿烂。后世的新教的改革讲究朴素的风格：朴素的建筑、朴素的仪式、朴素的理论，这更容易贴近人心，但是新教的国度再也没有宗教罗马式的瑰丽。
事物的阴阳在历史长河中成为风景。
【针尖上的天使】
1261年，一个相对寂静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罗马换了新的教皇。同时，有一个学者静悄悄地进入罗马。他受乌尔班四世的邀请，前来讲学。他发表了一些演说，很快就离去了。没有人意识到他的杰出。
这个人叫做托马斯·阿奎那。他是一个学者，在巴黎读神学，后来在巴黎和意大利一些地方做过神学教授和修道院院长。从生平事迹看，他是很普通的一位学者，游历讲学，潜心著书。但从几个方面讲，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学者，而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是中世纪神学哲学集大成者，著作成为天主教主流的圣典，14世纪被教会封圣，与神学四位圣者比肩。另一方面，他又是文艺复兴的引路人，他是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人，他讨论的理性问题将古希腊哲学重新揭示给世人，从而引申出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一个时代要结束了，另一个时代要开始。
十字军东征是长达两百年的漫长战役，西方入侵东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争夺圣城耶路撒冷。这过程中有英勇壮烈，也有滑稽可笑，最后的结果是西方世界自身的收获：东方世界中保留的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隐没无闻长达10个世纪之后，终于又被带回了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的著作经由几个世纪阿拉伯文的保存，最终翻译成拉丁文，带给中世纪的学者极大的震撼。
阿奎那是后世的先驱。他提倡理性，认为人可以用理性观察世界、思考世界，从而理解上帝。这和中世纪前期人们通过冥想、苦修、沉迷和仪式的方式大相径庭，阿奎那观察世界，建立命题，逻辑推导，理性解释。这为后人的突破奠定基础。
阿奎那重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他的先人奥古斯丁曾经将新柏拉图主义引入神学，而他则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纳入了基督教的框架。他提出过最著名的五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每一种都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观念的某种延伸，亚里士多德提出所有运动都有推动，所有变化都有原因，阿奎那便将最终的推动、最终的原因赋予上帝，他延续了中世纪独有的思维方式：一切事物中最高、最好、最完美的事物存在，它即上帝，因而上帝存在。与亚里士多德解释宇宙的思路不同，阿奎那像其他神学思想家一样，关心的是创造问题，他试图解释的不仅是这个世界如何存在，而且是这个世界为何存在。
这些思想到了我们手中，仍然有它独特的启发意义。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其中的问题。中世纪的哲学常常受人嘲笑，认为那时学者思考的问题都只是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问题，然而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些根本问题。事实上，中世纪的哲学家思考了很多相当困难的问题，比如宇宙起源、灵魂的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