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是：如果劳改犯在劳动过程中犯了法令条文上规定的错，那是可以打的！
譬如，法律规定：城旦在劳动中破坏了公物，无论是瓦器、铁器、木器，还是折断了大车，都估价折以笞刑。价值一钱就笞打十下。如果价值二十钱以上，就“熟笞之”，意思是放手打个够，直到把他打熟了、冒泡了为止。有的时候还要饿他，每天减少半斗口粮，一天天递减。但是这种处罚绝不是随意来的，至于对什么样的错误行为可以给予饿他的处罚，饿多长时间，限于资料，现在尚难于弄清。总之，可以打但不等于可以滥打。
另一个出土秦简上的实际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有一个大夫，无故鞭打了一个鬼薪（劳改犯），导致该鬼薪逃亡。那么，按法律规定，这个大夫必须受罚，要在官府服役，等待逃亡者被捕获。如果他服役期间敢逃跑，被拿获后罚他一只盾。如又逃亡，处以耐刑（就是刮去胡子再去服役——我们知道，胡子是当时人的脸面，是做官的凭证，刘邦就特意留有一副美须髯的）。
所以传说中随便就把万喜良杀了，尸体填在长城缝里，是绝不可能的！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秦王朝时代的强盗，到底有多少呢？
应该不会太少，有一次秦始皇微服出访，夜里走到咸阳护城河边，居然在这非常敏感的王畿地区，还遇上了强盗。把老秦吓得“大惊”。全靠着有几个武功高强的保镖，才击杀了强盗脱险。
出土的秦简也给了我们暗示：“楚盗”、“群盗”、“关东群盗”这样的字眼常出现在简策上，使人感觉这些强盗就像虱子一样，随处夹藏在秦王朝这件日渐捉襟见肘的大衣缝子里（“关东”不是东北三省，是函谷关以东）。
但我们又有理由相信，秦始皇时代强盗数量又不是太多。以刘邦、彭越、英布等知名强盗团伙为例，都不过百人规模而已，而且法律上把“群盗”的标准定为五人，而不是一千人，可见形势尚不严重。比起汉武帝晚年的“群盗满山”，要乐观一些吧。
秦始皇虽然大搞项目，但他懂得不直接扰民。秦始皇这人有特点，他总是征用罪人、亡人、商人、赘婿，让这些人去干项目。譬如秦始皇发去南岭作战的五十万大军，首先征的就是罪人、亡人、商人、赘婿；修秦始皇陵，也是用刑徒，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对纯民夫的正常农业生产的骚扰。
如果秦始皇时代的诸大项目都是这么安排的，那么董仲舒所说的当时“力役三十倍于古”则可能是不实之词。很多知识分子在劝谏当朝皇帝的时候，不敢直话直说，就恶搞秦始皇、纣王这些“失败者”。他们说的秦始皇时代的情况，其实恰恰可能是当下（譬如汉武帝时代）的客观现实。
罪人、亡人、商人我们都明白，什么叫赘婿呢？赘婿是一种很古老的职业，姜子牙就曾经当过。
譬如说古代一个男子穷得不行，就选择倒插门到别人家里当女婿，就叫赘婿。他没有权力继承这家财产，地位接近奴隶，是个可有可无的累赘，叫做“赘”。所以首先征发这种赘婿——秦始皇这么做，也是出于好意，一方面阻止奴隶数量增加，一方面避免侵夺有生产资料者的农时。这要谢谢秦始皇的好意了。
当然，秦始皇也不可避免地征发“纯农夫”，但他先征“闾右”的富农夫（富强人家住在闾的右边）。这帮人家底厚，即便出去劳动几年，也不至于家里一下子破产成流民。而且家底厚，顾忌多，不愿多闹事。于是秦始皇虽然屡兴事功，但还能相对保持国本。
到了坏小子胡亥当政以后，形势才进一步恶化。胡亥变本加厉，大兴刑罚，动用民力比老爹还狠，“闾右”的富农征发完了，把“闾左”的贫民也都征发了！
这帮“闾左”的穷棒子，可不是省油的灯——因为家里啥东西都没有，所以造反的雄心气冲霄汉，一点犹豫都没有。谁要是敢把他们惹了，就跟谁拼命！
第四章 专制时代开始了
秦王朝也是有有识之士的，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先生在秦始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很突然地提出了一个很政治的话题。
淳于越说：“传统的商周君王，都把王族子弟分封出去，让他们的封国像树枝一样扶助着中央。现在陛下广有海内，但是您的儿孙们，却没有像从前的周朝那样分封出去当诸侯。一旦国家出点乱子，比如出现田常、晋六卿那样的权臣，那将以何种力量来营救皇帝呢？如果有分封出去的王子作为诸侯，就可以引兵回来相救。可是，您却没有这么做，将来谁当树枝来支着您呢？”
说这话的时候，外面大约正是冬季，粘了灰星的窗纱隐隐透露出冬天的坚固景色。唉！淳于越这个讨厌鬼又把分封制这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
分封制虽然似乎是落后的政体结构，但分封制却也有分封制的好处。
第一，分封王子可以壮大皇族势力，也就是淳于越所说的。我们说，皇位是个脆弱的东西，很容易被异姓的人夺去。举些例子来讲，汉刘邦驾崩以后，她媳妇吕雉的吕氏家族几乎取代了刘姓，控制了中枢。但是由于刘邦实行的是“郡县、分封双轨制”，他分封了一些“王”去统治齐楚等地。刘邦的孙子齐王刘襄从齐国举起大旗，向吕氏搞军事演习。朱虚侯（不是王，是侯，刘邦的另一个孙子）则伙同大臣为内应，干掉了吕氏。终于王朝统治权回到了刘姓手里。“郡县、分封双轨制”而不是秦的“单纯郡县制”，大大提高了汉王朝的皇帝的成活系数。
而一旦没有封王，恶例就频频出现了。譬如秦始皇死后，赵高专权，指鹿为马，直欲篡秦自代，但由于秦皇族孤弱，只能看着赵高任意胡为。唐朝时候，李世民把李氏封王的权限也压到了最低，终于出现武则天“篡权”的恶果。看着武大姐尽诛李姓子孙，外边竟无一人能救。曹操没有大封宗室，也导致司马懿很快篡权，也是一个道理。
总之，单一的郡县制导致了皇族的孤弱，容易被郡县大吏或者朝廷野心家所劫持。
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
汉朝人总结秦亡教训的时候还说 ：“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藩翼之卫。吴陈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就是专指取缔分封制的失误。
当然，随着皇权专制的加强，皇帝搞专权的本事和技巧也越来越强，最后他们保住皇权的办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比如借助着普及专制意识形态和儒家的皇权忠孝意识与法家的驾驭约束官僚手段。到了唐宋明清，没有太多的分封王子，也照样可以保护皇权了。但这在秦朝初试皇权专制的时候，还得有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呵呵。
分封制的第二个好处，适当满足人们对传统分封制的怀念，减少遥远地区的政治动荡。
有个成语叫“鞭长莫及”，以当时较低的信息调查流动反馈速度、命令执行能力和落后的物质技术（没有卡车、装甲车和铁路），中央对遥远地区的控制难免力不从心。不如派一些封王过去就近治理，他们比郡长官更有责任心和对帝国的认同度。通过高效的直接管理，灵通的信息，因地制宜的政令，也许可以把当地统治得像王畿地区一样太平安定，不至于闹出大事。即便出了乱子，封王坐镇当地，及早捕获信息，采取消弭手段，竟也许可以把动荡扑灭在失控之前。
事实上，秦王朝正是因为没有在其力量薄弱的边远地区分封诸子以为诸侯王，直接对当地进行管理，遂让六国贵族后裔在那些地方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若干年后，秦末最先起来造反的，就是楚、齐这些遥远难控地区，最终导致了秦帝国的崩溃。
历史进展是需要一个渐进型的过渡的，对于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来说，分封制是有两千年历史的为人们长期习惯的政治结构，突然一朝全部改掉，人民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实际上非常不肯纳入郡县制体系，秦始皇出游也主要是为了去那里弹压。
对于齐楚这样的遥远地区，派一个王子过去，既一定程度地满足了当地分封制的历史怀念，又可以加强秦势力在这些地区的直接渗透和控制。如果是任命官僚去齐楚的话，郡县制的官长，毕竟不会像皇族子孙那样对中央忠心耿耿。事实上，反秦大运动开始以后，吴越地区的郡守——名叫殷通，居然要主动率民造反，攻击中央。如果是派皇子赴当地为王，当不至于此。
分封制的第三个好处，可以起到反独裁的作用。我们说，反抗独裁不能靠君王自己发善心或者用思想学说教化他，而只能依靠客观力量。在分封制体系下，有两个反独裁的孔道。第一，在其他诸侯国的干预下，一个诸侯国内也不能对民众过于暴虐残毒，否则必然遭到外力军事打击与干涉。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被灭的小国，通常都是因为小国国君过于对本国民众昏暴所致（譬如梁伯就是因为喜欢大兴土木，最后民怨沸腾，秦人趁机灭了它）。也就是说，有敌国的存在，可以制约本国君主不敢对民众肆意妄为。而一旦没有敌国存在，“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语）。这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也起着作用，很多国家不敢对民众太恶，就是因为国际势力的存在。
皇帝的暴脾气，全是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后，给养出来的。
在没有诸侯国或敌国可以制约皇权的时代，皇帝老子一人独大，没有什么客观力量制约他（除了最后同归于尽的人民起义），他为所欲为，又严又暴，脾气大极了，被形容为“老虎屁股摸不得”以及“伴君如伴虎”的老虎，随时就要咆哮，随时就要吃人。他的金口玉言等于绝对圣旨，往往独断专行，任意宰割天下，形成极大的独裁。在这种情况下，臣子们失去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风格，而沦落为战战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