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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经验是跟着年龄来的。三十岁的翰林编修,已经迫不及待,拂衣而去了;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却认清楚还得忍耐,还得忍耐。“披腹心,见情素”,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是在固执己见、阿护前非的世宗面前,指摘严嵩,便是激怒皇上。杨继盛底例子在那里,这个使不得。“抗志浮云,遗世独往”,也很好,可是在和严嵩决裂以后,要想退居林下,安然自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事实,不是徐阶底过虑;徐阶去位以后,遇到高拱当国,高拱去位以后,遇到张居正当国,都经过很大的危难,何况严嵩是一个比高拱更有办法,比张居正更无顾忌的人呢?不错,为了国家底安全,为了自己底安全,徐阶一步造次不得,他终于还是跧伏着,一切还是和平。他想到居正信中最后的几句,简直有些讽刺自己固位希宠了,他只是深切地沉吟:青年人不知道自己底苦衷,临去的时候,连辞行的礼貌都没有,那么,就让他去罢。徐阶依旧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
第三章 休假三年
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请告归江陵,暂时脱离了政治生活。在这一年,俺答还是不断地向大同进攻。东南方面,倭寇底侵扰更加积极。由太仓溃围的残贼,夺海船再入江北,大掠通州、海门、如皋这一带,前锋直到山东境上。江南一带、海盐、嘉兴、嘉善、松江、嘉定,到处都是倭寇。总督浙福南畿军务张经和巡抚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宠正在积极地堵御。到冬天,严嵩底义子赵文华上奏,倭寇猖撅,请祷祖东海,镇压暴寇。异想天开的对策,从专事斋醮的世宗看来,正是合理的策略。赵文华奉命南行,沿路骚扰,一面上疏弹劾张经,不肯办贼。张经正在调兵杀敌,等到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泾大破倭寇,斩贼一千九百的时候,赵文华上疏底结果也揭开了。张经被逮入京,不久李天宠也被逮,十月间,二人弃市,附带着杨继盛也趁此被杀。弹劾严嵩的和不善伺候文华的,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是当时的政治。东南方面和西北方面的敌人同时进攻,这是当时的情势。这一个有抱负、有主张、有办法的三十岁的青年,已经退出政治生活,在诗酒往还中消磨他底岁月。
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自称“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六年指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为止,。只是一个大概的计数。其实三十六年,居正已经销假,《种莲子戊午稿序》(文八)称“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又称“丁已,不佞再泰朝列”,可证。实际上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居正整整度了三年的优闲生活。三十七年便道归家,大致三十八年仍回北京,连同以前的时期,称为前后山居者六年。
敬修《文忠公行实》对于前期三年的生活,有以下的记载:
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周圣楷《张居正传》亦称“终日闭关不起,人无所得望见,久之,益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当然是根据敬修之言。《明史》本传对于此节,完全略去。其实居正底生活,并不这样恬淡。诗集、文集里面,留下许多断片,我们可以看出他怎样消遣岁月。
在这个阶段里,他有过许多的游宴,最后在三十五年游衡山,生活中有过不少的波澜。但是最使他关心的还是整个的政局。《登怀庾楼》(诗一,约三十三年作)有这几句:但恐濛汜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是热中。居正对于整个的政局搁不下。自己没有机会把握政权,但是眼看政权落在人家手里,国家踏上不幸的命运,真是万分的不甘。《修竹篇》(诗一)又说:永愿老烟霞,宁知劳岁移,但畏伶伦子,截此凌霄枝,裁凿岂不贵,所患乖天姿。亭皋霜露下,凄其卉草衰,愿以岁寒操,共君摇落时。
这好象是恬淡了,然而还是热中。历史上的政治家,常常在热中的情绪上,蒙上一层难进易退的色彩。其实真真有抱负的人,用不到这样地做作。长沮、桀溺耕田的时候,看到子路,桀溺只顾讽刺孔子,孔子怅然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说既然是人,便得为人类谋幸福,孔子决然不肯和长沮、桀溺那样做个辟(避同)世之士。这是孔子底热中。热中不是一件不能告人的事,用不到讳饰。居正也是不容讳饰的热中。他曾说起:“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幸赖祖宗德泽深厚,民心爱戴已久,仅免危亡耳!”(书牍十二《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这是怎样的景象!在这个时期,自负清流的君子们,也许只是优游林下了,偏有不辞赴汤蹈火的人,纵在林下,还是不断地怅念,他底热中,还不值得后人同情吗?
居正又有闻警一首:(诗五,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
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觳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
三十四年九月,俺答犯大同、宣府,十二日后,进犯怀来,北京戒严,这首诗大致指此。国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皇帝在那里斋戒祷告,祈求长生;商贾式的严嵩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清醒的徐阶只是束手无策,把整个的心力,精治青词,逢迎帝心。居正在朝也没有办法,何况在野!他底心绪,只向诗集里倾泻,最沉痛的是一篇七贤咏叙:(诗一)
余读《晋史·七贤传》,慨然想见其为人,常叹以为微妙之士,贵乎自我,履素之轨,无取同涂,故有谤讟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沈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斯皆心有所惬,游方之外者也。夫幽兰之生空谷,非历遐绝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和璞之蕴玄岩,非独鉴冥搜者,谁得而宝之,而和璞不以无识而掩其光。盖贤者之所为,众人固不测也。况识有修短,迹有明晦,何可尽喻哉?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沈酣恣放,哺啜糟醨,便谓有累名教,贻祸晋室,此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于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者也。尝试论之。《易翼》有言:“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故语默不同,其撰一也,弛张异用,其旨归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谟,并容于尧代;箕子佯狂,比干死净,俱奖于宣尼,岂有异议哉!余观七于皆履冲素之怀,体醇和之质,假令才际清明,遇适其位,上可以亮工宏化,赞兴王之业,下可以流藻垂芬,树不朽之声,岂欲沈沦滓秽,无所短长者哉!
等待罢,到了“遇适其位”的时候,居正决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为国家致太平,为个人求不朽,一切都待着适当的时机。
但是嘉靖三十三年,居正已经请告回籍了,国家大事,只有交付给“货财上流”的政府,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沈沦滓秽”的人物。在朝廷大政没有清明的时候,要在外省找一片干净土,事实上不可能。地方行政,永远是中央行政的反映,居正没有不知道的。在他回到荆州府以后,他只觉得在明代最初一百年间,荆州的情况还好,但是: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螅诱ù谝巍T俦涠锔巢痪睹袷б担窨嘤诩娌ⅰS直涠然г泳樱莆比ㄕ谆涤谕得摇9势涫敝沃选7欠蛏蛞忝鞫希磺幸哉樘薇祝饰抻墒て淙味淇煲印#ㄎ募拧毒V莞饷恰罚
事情是显然的。宗藩乱政,当然给宗藩以限制;大地主兼并土地,贫民失业,当然给大地主以制裁,机巧变诈的人多,当然只有痛快地施行法治。一切都在居正底眼里,但是他只是一个在野的人,尽管有加以制裁的决心,但是没有加以制裁的权势。他只有种田了,一篇《学农园记》,写着他底生活:余少苦笃贫,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沈病,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惬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前田夫、佣臾,测土地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祲,以知岁时之丰凶。每观其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缺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复自惟,用拙才劣,乏宏济之量,惟力田疾耕,时得甘膬以养父母,庶获无咎。(文集九)
田赋以外,还有商税。洪武十八年令:“各处税课司局商税,俱三十分税一,不得多收。”(《明会典》卷三十五)这是一个原则,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