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发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在是徐阶底机会了。他和居正计划一切。在遗诏中间,他们决心要扫清嘉靖一朝的弊政。斋醮是一件,土木是一件,求珠宝、营织作也是一件,一切都用遗诏底名义停止了。嘉靖初年,追尊兴献王,朝中发生争执,这是所谓“大礼”。嘉靖五年,李福达因倡弥勒佛教,“诱惑愚民,”被逮入京。刑部尚书颜颐寿主张杀李福达,但是武定侯郭勋为福达代辨,引起政治中的大波,这是所谓“大狱”。大礼、大狱两案,连累了许多的大臣,死的已死,遣戍的遣戍,仅仅罢官遣归的还算是大幸。徐阶用遗诏底名义,把大礼、大狱两案言事得罪诸臣一概复官。这都是世宗遗诏底德政。
一切的好感,集中到徐阶身上,然而徐阶忘去了同僚的高拱和郭朴。他们痛切地感到徐阶底疏忽,他们底愤怒,慢慢地凝结成怨恨和仇视,终于在穆宗一朝,种下内阁纷争底种子。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他即位的时候,年三十岁。
世宗是一位干练的君主。他崇信道教,从事斋醮,然而他永远没有忘去他是君主。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一群有名的首辅,固然曾经掌握政权,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里。穆宗和他底父亲不同,他是完全另外一个范畴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地谨慎小心,甚至连父亲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是君主底威权,在他简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朝会的时候,他照例是不发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过去。起初还不妨说是什么“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话的必要。这确有些骇人了。隆庆三年,尚宝丞郑履淳上疏: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槛之罚,儒臣虚纳牖之功,宫闱违脱珥之规,朝陛拂同舟之义。回奏蒙谴,补牍奚从?内批径出,封还何自?
隆庆四年刑部主事陆树德上言,‘上下交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但是一切的规诤,对于穆宗,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当然,穆宗不是白痴,他只是对于实际政治发生厌倦。在宫庭里面,他有他底爱和憎。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和内监们一起游玩,爱鳌山,爱宫苑,爱秋千,爱龙凤舰,爱金匮玉盆:一切消闲的娱乐他都爱,一切实际的政治他都憎。事实上,实际的政治,用不到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干练的政治家;他也有李春芳、陈以勤、郭朴,这些忠谠的大臣。政权交给他们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
穆宗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这是他和世宗绝对不同的地方。他即位的初年,诏令户部购买珠宝,户部尚书马森执奏,不听;给事中、御史们进谏,不听。最后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说:“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可胜言者。”这是直接攻击皇帝了,穆宗只给他一个不答复。穆宗对陈皇后日渐疏远,皇后迁居别宫,慢慢地郁出病来,仰庇又上疏道:先帝慎择贤淑,作配陛下,为宗庙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笃宫闱之好。近闻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载,抑郁成疾,陛下略不省视。万一不讳,如圣德何!臣下莫不忧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颂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触讳,亦当死。臣今日固不惜死,愿陛下采听臣言,立复皇后中宫,时加慰问,臣虽死,贤于生。
这样地切直,在世宗的时候,久已应当受到廷杖的处分了,穆宗只批着,“后无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适以冀却疾。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在明代,这真是难得了,一切看出穆宗是一个平庸的,然而宽厚的君主。
穆宗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内阁中最不平静的分子是高拱。
短短的十二月过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庆元年。开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这已是进官了,但是只是一个阶梯。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人阁的还有他底房师陈以勤。二人入阁,当然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
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那两句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后的今日,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但是他还得努力,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
奉诏入阁以后,他有《辞免恩命疏》,这是一篇可以纪念的文章,全录于次:
奏为辞免恩命事,隆庆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节奉敕谕:“原讲官、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居正,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著入内阁,同徐阶等办事,如敕奉行。钦此。”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滥及庸品,臣不胜感激,不胜惶悚。窃以内阁之职,几务是司,以代王言,以熙帝载,必有宏深奥衍之学,蕴经纶康济之才,然后足以协赞皇猷,弼成圣化。臣学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识不足以通当世之务,既无才望,又鲜旧劳,徒以东朝劝讲之微勤,幸逢圣主龙飞之景运,因缘机遇,骤被恩慈,擢贰铨衡,晋参密勿,力微于蚊蝝,任重于丘山,退自省循,若为堪受。昔唐李泌、陆贽,遇代、德二主于藩邸;先臣杨溥、刘健,事仁、孝两庙于青宫:咸以旧劳,遂跻台席。然当时不以为幸得,后世咸仰其休声者,盖以四臣闻望素隆,勋庸茂著故也。臣之谫劣,何足以远企前贤,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后进之士,厕迹于老成耆旧之间,以庸众之流,滥竽于俊乂英贤之列,将何以致物情之允协,昭天鉴之无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况圣明临御之始,正海内观听之时,倘举措不惬于公评,则激劝有亏于国典,隮颠之咎,宁独在臣!伏愿皇上察臣悃诚,非由矫饰,特停成命,改授时贤,俾臣仍以旧官,勉图自效。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餗复之忧,为官择人,在国家有栋隆之吉。臣无任战栗郧越俟命之至。(奏疏十二)
当然地,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明代关于大臣的任命,到了中叶以后,演成会推的制度。《明会典》:“阁臣,吏、兵二部尚书,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请自上裁。”(万历重修本卷五)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议会选举制底意味了。不过名为会推,其实主持者自有其人,其余的只有承认,未必公开地取决于多数底赞同。所以后来颜继祖论为“会推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翻异,何名会推!”(《明史》卷二四八颜继祖传)这是指的主持之权落在六科都给事中(明代六部皆有都给事中掌科印故日掌篆又称科长。〕以后的情形。但是万历以来,大权只在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之手,廷推只是一个形式。(《明史》卷二四《陈有年传》)其实即在西方议会制盛行的国家,选举也只是公开的形式,一切的决定,还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体方面,本来有不少的类似。
但是会推的制度以外,还有特简。任用大臣的时候,会推和特简,是两种迭用的方式。有时大臣认为特简是一种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绝皇上底荣命。孝宗用中旨改徐恪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恪疏称“大臣进用,宜出廷推,未闻有传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请赐罢黜。”(《明史》卷一八五《徐恪传》)这是一个好例。可是特简底制度,永远和会推底制度并存。干练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时候,甚至大都出于特简。在宽厚平庸的君主手里,特简底大权依然存在,但是简用的大臣,不是出于首辅底推荐,便是出于近幸底引进。居正这次入阁,全是徐阶底力量。居正自言“圣主念甘盘之旧,不弃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无遗管蒯”,(书牍一《答中丞洪芳洲》)所谓“元翁”,即指徐阶。
入阁以后,便有入阁以后的措施。无疑地,居正是热恋政权的。自隆庆元年入阁以后,直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底政权,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底政权。政权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为。隆庆元年,他还只是一个新进,阁中充满他底老师和前辈,只有李春芳是他底同年,但是在他入阁以前,春芳已经是二年大学士了。可是居正既经入阁,便有一番抱负。也许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他还预备做一个文人,现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看在他底眼里。入阁之初,他有这样的几封信:仆以浅薄,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责望素深,或不能尽如其意,然亦不暇顾矣。(书牍一《答南中提学御史耿楚侗》)
深惟谫薄,任过其才,夙夜念之,若为称塞。惟当坚平生硁硁之节,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耳。(同卷《答中丞洪芳洲》)
仆以谫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跻三事,束栌作柱,用荷为梁,庸愚之人犹将嗤之,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乃辱不鄙,远赐问贺,奖借过情,重增其愧。至勉仆以作者之事,尤不敢当。古人以行谊文章兼显于时者,世不多见。明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