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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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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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疏上去以后,奉圣旨:
  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同上)
  居正曾经说过:“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现在他创制了,这是他底有名的考成法。事情真是简单异常。他只要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底册。在这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样造成两本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积久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居正底综核名实,完成万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还是这三本账簿。
  政治只是民族精神底表现。十六世纪的中国民族血液里,已经渗入因循底成分,“置邮而传之四方”,成为一切政令的归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纸笔底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办过以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后,另进一个衙门归档,便从此匿迹消声,不见天日。三百七十年了,想到已往的政治情况,真是不胜警惕。
  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的办不通,不是机构底缺乏,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政治机构。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纸笔底浪费。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个交代。办法在纸上说过了,究竟办到没有?他要在各科底账簿上切实注明。在内阁里,他自己也有账簿,可以随时稽考。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是居正底政治系统。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机构。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的封驳、纠劾之权,完全在六科手里。明朝的大官可以统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样可以牵掣大官,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各科给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对于国家大事,同样地可以建言;对于奉旨会推内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及在外总督、总兵的场合,各科都给事中同样地可以参加;至于光宗逝世的时候,杨涟以从七品的兵科右给事中,和内阁同受顾命,更是特有的创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使是一种创制。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以后,内阁实权显然扩大,所以万历四年刘台劾居正疏,称“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刘台底言论其实没有说错。
  考成法底实施,在整理赋税的方面,发生的影响最大。中国人受圣经贤传底影响太大了。孟子见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又劝梁惠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政治家谈到理财,好象做了一件亏心的事。汉武帝时代,桑弘羊领大农,在整个国家,因为对外战争,已经走上经济崩溃底路线以后,居然靠着平准政策底运用,“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这是多么大的贡献,但是卜式对他的批评,只是“烹弘羊,天乃雨”。其实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不能没有国家的经济政策。没有经济,便没有政治。孟子底主张,是十分取一。白圭问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说:“子之道,貉道也。”孟子是说无组织的民族,才能二十取一,有组织的国家,不能不十分取一。这是孟子底经济政策。他那“薄税政”的主张,用现代的术语,其实只是“养税源‘。国家对于人民的赋税,不能太重,人民才可以谋经济发展,人民底经济发展了,国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机会。孟子底主张,其实不是”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桓宽《盐铁论·利议第二十七》)那一套。
  居正当国以后,他底主张是富国强兵。要强兵便先要富国。富国不外是开源、节流。在这两方面,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是开源,在考成法以外,当然还有节流。
  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四百余万两。(见奏疏一《请停取银两疏》)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预算。当时没有屋上架屋的构机,也谈不到亲戚故旧的汲引,所以要节流便不仅是裁减“骈枝机关”、“闲散人员”。隆庆年间的节流是从皇帝和国防入手。这是大处著墨的方法。所以隆庆三年穆宗向户部索银三十万两,内阁便把岁入、岁出的状况奏明,请求停取银两,其结果穆宗只是说: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附前疏)
  这时的内阁大臣,真是负责任的大臣,穆宗底态度,有一些惫赖,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庆六年居正当国以后,在节流方面,真是“锱铢必较”。神宗开馆纂修《穆宗实录》,居正上疏,请求免循旧例赐宴。他说: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岂敢为此饮食宴乐之事,非唯于礼有不可,于心亦实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费,动至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奏疏二《辞免筵宴疏》)
  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讲的时候,请求次年正月早开日讲,不必设宴,并免元夕灯火。神宗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说: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
  筵宴停止了,光禄寺春节的供应又省去七百余金。万历元年十月,居正进讲,言及宋仁宗不爱珠饰。
  “贤臣才是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处!”神宗说。
  “是呀,”居正再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说,“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是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
  “皇上说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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