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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局似乎并不允许她如此。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张爱玲这个仅关注爱情，并且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旧时代烙印的女子，必然不是当局喜欢的对象。更可怕的是，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往事，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幸运的是，一开始，在留在大陆的文化人受到第一波“大清洗”的时候，张爱玲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但她到底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她知道自己想要写的是什么，她不愿自己将来的所有文字，都被打上“红色”的烙印。另外，留在大陆，她的物质生活，恐怕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的………有一回，参加某活动，她穿着自己认为已经非常朴素的衣衫，仍然被侧目。
“朴素”是那个时代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却是张爱玲的死敌。没有自由的创作氛围，也没有物质的保障，自己爱的人与爱自己的人也都不在这里，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呢？
张爱玲决定，要离开大陆。
起初，她是不愿出国的………那么便去台湾或者香港。台湾岛上，盘踞着刚刚吃了败仗，一蹶不振的国民党，气氛也很是紧张。相比之下，香港的境况就要好上许多了。更令张爱玲满意的是，香港大学也在那个时期复校。
何必留在这个已经渐陌生，甚至开始变得可怕的地方呢？ 在审查还不算太严格的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张爱玲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前往香港。
她当然也是不舍得上海的………她出生、她成长、她笔下大部分人物生活的地方。然而，她熟悉的上海，霓虹灯、舞会、舞女的姿态与绅士的笑，似乎都一霎便消失尽了。这座城市原本如一个烫着头发、穿着旗袍与高跟鞋的女人， 她一举一动都有着让人感到心动的魅力，而她转过身去吸食鸦片时，又让人感到颓唐而疲惫。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仿佛一下子就被消灭了底气。美丽的妆容都被剥夺了，如同一个惊惶中的女人，抱着双臂，瞪大眼睛。
张爱玲依依不舍地挥别这座城市，临走之前，姑姑张茂渊好似预料到了将来会发生的一切，将曾经的照片，都交给她保管。
该离开的时候总要到来，张爱玲收拾包袱，踏上了永诀故乡之行。她忐忑不安，心里有些惆怅，但又是怀着希冀的。一路上一切都还算顺利。
离开上海之前，她的行李接受了检查。她回忆道：“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来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当时国家是禁止黄金外流的。我身上唯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我说这是包金的饰品，检察人员要检查弄清这个是不是黄金饰品，是不是真的只是包金的饰品。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包裹的金子又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着白色。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 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 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没有太多的刁难，到底还是过去了这一关。只是，旧时光如镯子上的金屑剥落，留下一段白，如同疤痕。
就此，三十二岁的张爱玲，一生中第二次踏上了香港岛。
在香港，张爱玲没有看到上次匆匆逃离时的绝望氛围。这座岛屿又复活了，带着欣欣向荣又更加“新式”的做派，向张爱玲打了个招呼。
但这一次到香港，又与上一回的情形全然不同。上一回来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少女，也有大家族小姐的身家，至少不必为生计发愁。这一次，她却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一个没有人撑腰，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女人。在港大念书的同时，她还要为生计发愁。
为了节省钱，张爱玲就寄居在基督教青年会，以此免去租房的花销。但吃、穿、行，仍是要钱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香港的确是繁华，较之多年前，只好不坏。但这繁华并不属于张爱玲，她没有能力让自己去享受那繁华带来的乐趣。
有人说，在一个人生命里，理想是最重要的。然而，这话也是不愁温饱的人说说罢了。若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都不能维持，哪里还有能量来追逐理想？ 何况，再次入读港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不过是张爱玲逃离大陆的一个借口。
生活窘困，还读什么书？ 那便退学吧。张爱玲再次离开了港大。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远走日本的炎樱忽然来信，说自己能够在日本为张爱玲找到工作。清高也好，不愿求人也好，既然往日好友已提出相助，为何不顺着台阶下？ 何况………与炎樱一起的日子，真是人生中少有的快乐与轻松吧。何不去见一见，这位非常怀念的故人呢？
仅仅在香港待了两个月，张爱玲便去了日本。
来香港时，还是炎热的夏天，热情的岛屿给人希望。而走的时候，却是秋天了。凉飕飕，冷冷清清，真是与这世情一般。
她踏上开往日本的海轮， 带着母亲当年周游列国时用的箱子。
那只箱子上，有母亲的痕迹，这个强大而自由的女人，将女儿远远地抛开，追逐自己的爱与幸福。她是强大的，也是可怕的。但………不管怎么说，她是张爱玲崇拜的人。
在海轮上，面对茫茫的大海，张爱玲也许感到自己的前途也如这海一般迷茫。从大陆到香港，再到日本，她如同飞蓬一般辗转，却不知道自己终究是要去往何方。
张爱玲到了日本后，到底遇到了什么？ 她和炎樱一起，做了怎样的努力？ 在日本的三个月，她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人们只知道，三个月后，她再次回到了香港。
那三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炎樱的许诺，为什么成为一纸空谈？ 且不说细枝末节，连事情的大概走向，都湮灭在历史的灰烬里了。人们猜测，是不是她在日本遇到了曾经的爱人胡兰成？或者说，似《同学少年多不贱》里写的一样，当年的一对好友，一个落魄，一个蒸蒸日上，到底拉开了距离。再怀念往昔，也免不了尴尬。
第三次来到香港岛的张爱玲，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学校也回不去了………因为学费与奖学金问题的纠葛，与学校的关系，彻底陷入僵局。
本来张爱玲打算再次入学， 但港大怎会允许一个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于是，港大不但拒绝了张爱玲的申请，还要求她补上欠的四百来元学费。张爱玲当然不愿意还，因为多年前，她离开港大时，学校还欠着她一笔奖学金。
说钱，让人感到俗气。但人又都是爱钱的：没有钱，哪里有安逸的生活，哪里有宝马、香车、美人？张爱玲是爱钱的，但在钱的问题上缠杂不清，到底让人觉得讨厌。这场关于“钱”的拉锯战，让张爱玲与港大文学院院长之间的关系到了非常恶劣的程度。
没奈何，张爱玲唯有带着母亲留下来的古董去赔礼，却仍然没有让对方彻底消气。张爱玲从来不否认自己是一个小市民，但这样放低姿态，的确是难以启齿的羞耻。
在香港的生活，窘迫是基调。香港是一座自由与繁华的城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看似美好的自由与繁华的表象底下，是冷酷无情。没有生活来源，张爱玲希望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本来，她有希望做一名翻译。但后来，她却因为是从大陆来，而被怀疑是共产党方面的卧底，最终与这工作失之交臂。
从离开大陆开始，好运似乎就没有降临到张爱玲身上。就算幼年时曾遭到继母的苛刻，好歹也是能够吃饱穿暖，所缺的只是新衣服。而这个时候呢？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来赚取。何况，她是除了做“天才”之外，对什么都一窍不通的女人。
不过，值得庆幸的，还是张爱玲是“天才”………一个在文学方面，天赋异禀的能手。张爱玲数年前便在大陆有了名头，这让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对她产生了兴趣。所谓的“新闻署”，当然与政治也脱不了关系。20 世纪50 年代，朝鲜战争期间，大陆与美国方面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当然需要推销自己，并对“敌方”作反面宣传了。
就这样，张爱玲获得了一份翻译的工作。起先，她只是将一些英文着作翻译成中文。后来，她将一部反面宣传共产党的《荻村传》翻译为英文。在这段日子里，她还创作了《秧歌》与《赤地》，都有些“反共”的意思。有人说，这是在“新闻署”的授意下创作的。但就张爱玲本人来说，何尝不是对共产党有些“怨怼”。若不是大陆换了天，她的上海，会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吗？ 她会被迫远走他乡吗？
在政治上，张爱玲是为人所诟病的：先是嫁了汉奸，又跑去香港，为美国人撰文“黑”共产党。但她不过是一个小女人，不过为情势所迫，吃口饭而已。小说本身，也是充满了文学性………连胡适看了《秧歌》都大加赞赏。
张爱玲在香港一共居住了三年。这三年的时光，比以往的任何时候让她成长得都多。若说与胡兰成的感情，让她从一个“理论感情专家”完成了一次悲伤又带着幻梦般美好的实践，那么在香港的三年，就让张爱玲彻彻底底地从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成为了经历者。
以往的她，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此刻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世界。她要获得生存的空间……与旁人接触，虽然让张爱玲感到苦恼，但也让她幸运地结识了也是在“新闻署”工作的宋淇夫妇………在她接下来的生命中，都与他们有着联系。
不过，在香港的生活，也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胡兰成新书《今生今世》出版，有记者来采访张爱玲，这让她必须不断搬家。
张爱玲终究喜欢做的是旁观者。对于她来说，在不必与人交流的环境里，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