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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母亲不久后就对张爱玲提出了警告。“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最爱穿着的张爱玲当然想把自己打扮得如心所想的，可是她深知：“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完全能够构想到嫁人后的悲哀结局。况且张爱玲从最开始对自己就有一些未来的打算：“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前途才应该是这个不愿将命运交与别人手中的女子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于是，张爱玲开始补习，预备考伦敦大学。
张爱玲明白，母亲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她的学业，母亲在外国也是有一个男朋友的。冥冥中，张爱玲感到母亲的责任和关爱也是很有限、很无力的。张爱玲的数学比较差，虽然母亲生活拮据，却没有放弃为她以每小时五美元的代价，请一个犹太裔的英国教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这让张爱玲尤其感动。可是她总感觉，母亲不是自己的了。那是一种疏离感、一种失落感。
此刻的张爱玲像极了沙漠中的孤树。所有的生机都在于用根牢牢地抓住地面，深入、深入再深入地汲取唯一的水源。这份水源就是出国留学。此时的上海在张爱玲的心中，已经成了一个牢笼，将她和各种难堪、悲伤、纠结的事情都关在一起，挣脱不掉。上海之外的广阔天空，对她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她已经开始构想到留学生活的新鲜与自由。新生活在对她招手，在旧生活中，她便是要拼了命地努力。
不久，张爱玲便参加了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在上海举行的招生考试。她一鸣惊人，日本、中国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考生，都没有考过这个势在必得的女子。她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名，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资格。
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这个女孩的英格兰梦瞬间落空了。英国是无法去了， 幸而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对香港大学同样有效，张爱玲便只得改为去香港大学就读。
毕竟是离开了，毕竟新的生活是开始了。自己在香港生活，自由的心、自由的手脚。那种把自己把握在手中的感觉怕是这个女子一生都在追求的。
当轮船靠近香港的码头时，她看见了一片喧闹。她后来在《倾城之恋》中，记下了那时的纷繁：“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面上厮杀得异常热闹。”（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香港的日子在张爱玲的人生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一节。她在这里将开出一朵朵绚烂的花。
港大打开的那扇窗初到香港，张爱玲有种难言的阴郁，如同她第一次见到香港的大海所描述的“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
那时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都市， 繁华不及她的故乡上海。这个全新的城市，在她眼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怪异。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风俗人情上， 仿佛都刺激着她感悟到一种不中不西的、半土半洋的，不和谐的、犯冲的色彩和情调。
她的同学几乎都来自英、法殖民地国家，有印度的、马来西亚的、南洋华侨子弟、欧亚混血儿等，不同的民族，迥异的文化背景、心理、行为举止乃至穿衣打扮，一切都令张爱玲产生谜一样的好奇。
大学生活虽然单调，但也不乏自由。这种顺意而行的滋味，是她从小在清规戒律的成长中所未能体会过的。然而，张爱玲从小就对英格兰明丽的色彩充满着渴望， 她一心想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而在香港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强烈的上进心以及梦想，坚决地抑制了她的自由与好奇心。她心甘情愿地摒弃了到手的自由，把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室、图书馆、宿舍。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寻那些奇闻异事，唯有好好念书，才能实现其梦想。尽管她刻意地束缚自己的天性，甚至连喜爱的写作也放弃了。
而有意无意、耳濡目染间，她的意识里已不经意地捕捉到了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传奇”。正如她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意无意中的。”热带的地理环境，蓝的海、红的土、滴绿而妖异的植物，以及殖民地灯红酒绿的洋场生活，都给这位出身旧式大家庭的女孩留下了鲜活而又深刻的印象。
一旦她离开那个氛围，那些所见所闻就会栩栩如生地蠢动于眼前，迅即变成丰富的想象力，融入到创作里，粉饰、夸张、提炼……凝成张爱玲式的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茉莉香片》，她最早发表的这三篇小说，都是以香港为背景营造出的特异气氛。她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原型迁移到香港的舞台，演绎他们的悲欢人生。
张爱玲天资聪慧，但却非常敏捷伶俐，她的才华来自她从小家庭的熏陶，大量书籍的阅读，以及她的勤奋好学。在大学期间，有的课程也并非她喜欢或者擅长的，而她又特别看重考试分数，她把它看作是应该赢得的名誉。因此，为了获得高分，她除了“真的发奋用功了”， 还颇费心机地揣测钻研，“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使“每一样”功课都是名列第一，并连续获得了两个奖学金。
当时，她的一位英国历史教授佛朗士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却从来没给过别的学生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于张爱玲的优异表现，佛朗士还以个人的名义，私自给了她一笔“奖学金”。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就描述了这件事：“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沓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张爱玲心高气傲，孤芳自赏。从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哪个教过她的老师能够唤起她的敬佩之心。佛朗士却是个例外，他是唯一一个能对张爱玲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老师。佛朗士性格豁达开朗，略有几分玩世不恭。从他身上看不到英国人的绅士气，却多了几分中国的文人气。他不屑于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官样文章被他耍着官腔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更从他的戏谑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所以她的见解也独特起来：“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正如佛朗士。
受佛朗士的影响，张爱玲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她从佛朗士那儿“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她觉得“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张爱玲对佛朗士表示的敬意，对于傲气的她来说是少有的。无论张爱玲从佛朗士那里到底学到些什么，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令张爱玲悟到了认识世界的不失感性生命的人生观。
生性孤僻清高的张爱玲，总是拒人于千里，难以接近。她做人行事从来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善于观察、挖掘人生百相，却没有与人礼尚往来的欲望。“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定要和别人一样。”（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但在香港大学的一群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充满异域风情的同学中，张爱玲偶尔也会感受到些许青春涌动的激情与欢悦。不过真正能与她志趣相投、朝夕相处的，大概就只有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炎樱了。
炎樱本名Fatima，中文名字音译为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炎樱活泼、娇憨、聪明、风趣。张爱玲回忆说：“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炎樱很淘气，做事干脆利落，生活习惯较常人有相悖之处。张爱玲欣赏她的聪明伶俐、细腻巧妙，而炎樱，也惊讶于这位纤瘦的中国女孩，心里竟藏着那么多细微且深奥、玄妙的东西，尤其是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修养，简直出奇地好。
炎樱的家也在上海，与张爱玲家相隔不远。有一次暑假，炎樱没等她就回了上海，张爱玲落了单，躺在床上大哭大叫。她自己也说，生平只大哭过两回，这算是一回，可见张爱玲与炎樱的情谊之深厚。
因为有炎樱，张爱玲的大学生活才有了明媚与快乐。张爱玲孤僻安静，却奈何不了炎樱四溢的热情与阳光般的欢乐。炎樱是混血人种，在香港有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