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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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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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这一带三万多名中国民众被集体屠杀事件没有提出证据。为什么就这起事件提供情况的人,除提供间接证词的守山外,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人呢?人们觉得奇怪。守山的谈话是关键的,但他已离开人世,因而现在无法质疑,令人遗憾。
  虽不能确切池说明,而中国方面也没有这起事件的有关资料,这或许是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事件的一种误传。在此,我们想起了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在幕府山附近收容的五万七千余军民在扬子江岸边遭到枪杀。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事件是发生在离太平门外不远的地方,但似乎被误传为发生在太平门内了。
  然而,即使没有旁证,还是应该认为,它像修原所听到的那样,事件的发生也许实有其事。那是因为,尽管这是三十年后作的笔记,但却是在直接听了参与屠杀的人谈实际体会后写出来的。尽管如此,应当认为三万数千名被害者并非全是无辜居民,其中包括很多俘虏,而且三万数千名被害者这个数字也有问题。
  从传闻中可以认为,事件是发生在太平门、中山门之间城墙里面的空地上。对可怕的大屠杀的事实已经作了介绍的还有一个人,即《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他亲眼见到:十二月十三月,日本军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曾对俘虏进行了集体屠杀。铃木是在南京陷落时入城的,他在城内呆了四天,目击了日本军的许多残酷屠杀的行为。对于上述发生的惨剧,他说;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刺刀刺落到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在向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今迎宾馆)
  把我错当成是中国人〕 企图刺杀我的一副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跌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亡的到来”(《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对于铃木这份手记,山本七平提出了恶意的批评。对此,我代铃木作详细回答。
  关于在中山门附近屠杀俘虏的问题,有一个士兵在他写的信中也提到了这起事件的目击情况,这封信被收录在数年前岐阜县郡上郡白鸟町教育委员会出版的《白鸟町阵亡者的信》中。我认为,这封信与前面介绍的担架兵外贺关次的日记一样,应作为同时代的资料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封信估计是在第十六师团当辎重兵的已故仲(左火右田)靖七写给他的弟弟的,发信时间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信中这样写道:
  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城门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铁门,堆积了数千袋土包,六八(原信如此)要搬走它后进入城内,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
  在门外,有五十、一百个中国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兵头并头池排在一起,被日本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其中好像混入了中国高级官员。这好像是九师团干的(第二○八页)。
  随着攻打南京面发生的对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屠杀,至十二月中旬大体上结束。但是,这些俘虏属于什么性质,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在翌年四、五月间,南京还在处决这些俘虏,有人目击了这些情况(森山康平编:《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六十二页)。
  这里,根据高崎隆治所编近作《非战之歌》,介绍两首诗,诗中歌颂了在南京攻陷战中死亡的中国军民。
  眼前尸体堆积如山,二万生命遭难,毛骨悚然。
  这首诗的作者是三田零人,该诗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号的《短歌研究》上(第七十八页)。他目击了枕藉在那里的二万余具尸体,他们是在日本装甲部队——曾痛击丢下武器后溃逃的大兵团——的机枪扫射下被歼灭的呢,还是日本军对毫无抵抗的俘虏和残兵败卒进行大屠杀?高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即使是死于前一种情况,这在中国方面来说,也理解为是“屠杀”。不管死于什么情况,它可以看作为大屠杀的一个例子。
  另一首诗,是当时的南京宪兵队崛川静夫所写:
  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
  这首诗收于昭和十五年出版的《南京》这部诗集里(第七十九页)。高崎就这首诗说:“认为只要未在南京投掷原子弹,就不可能有‘八万’死者等,这是对屠杀的否定,他们说这位宪兵大尉与大宅壮一一样,也是‘撒谎’。如果说他是‘撒谎’的话,那只是他把实际的数字估计得过低而已。”
  长勇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俘虏三十万
  前面介绍了集体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各方面资料,现在必须谈一谈曾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三十万名俘虏的一个人物。他就是长勇中佐(翌年升任大佐),他在占领南京时,是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兼任华中方面军参谋。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隆吉大佐(在事件发生时任关东军参谋,中佐)曾听长勇这样说过。田中在他战后写的《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一文中,谈到了这些情况。文章稍许长了一点,却是个重要的证词,因此将有关部分全部引录如下:
  昭和十三年四月初,当时我担任朝鲜罗南的山炮二十五联队长。一天,由于三月发生人事调动,在成兴的步兵七十四联队长长勇大佐来看我。他来罗南,是为列席师团司令部例行召开的团队长会议。
  长勇是我的同事,曾在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里和我一起工作过,相互熟悉。他实际上是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个赫赫有名的无比蛮横的人。他的性格却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豪放,对世间的毁誉褒贬极为敏感,颇有强烈的功名心。他最大的缺点是不管正确与否,总自以为是,什么样的恶毒手段都施得出来,毫不反省自己,是个行动家。长勇对我总要让一步,主要是他在年轻时曾迷恋于女色,我曾帮了他一把。还有,我的腕力也远比他强。用此,他不大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黄。
  团队长会议连续召开了三天。在会议期间,长勇住在我的官员住宅里,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在这段时间,从他口里听到了令人吃惊的事实,那就是震撼世界的、在南京附近大量屠杀中国人的真相。有一天,他对我说:
  “在攻打南京时,我在朝香官指挥的兵团里任情报主任参谋。我军在上海附近的战斗中经艰苦奋战后逐渐取得胜利,转向进攻,向镇江附近挺进。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军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在事变开始时,我很高兴,认为对在通州杀害日本人事件进行报复的时机到来了。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然而,其中也有逃亡的人,不能说全都被杀掉。我相信,我不仅由此对通州的屠杀进行了报复,而且得以告慰已牺牲的无辜在天之灵。”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并认为长勇所说的话是长勇在胡言乱语,对此并不相信。
  停战后,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日本军在南京附近进行屠杀的全部情况。
  而且试对如何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的问题作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不得不肯定长勇在朝鲜罗南说的话是真实的。原因是,如此大量的屠杀,如果不是在军队的统一指挥下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只有遵照上司的命令才能进行。此外,友军柳川平助的兵团并没有任何屠杀行为,这就证实了长勇谈话的真实性。
  长勇是昭和六年三月事件的中心人物,第二年夏天,他来上海看我。
  我当时任公使馆武官。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谈起了屠杀事件的情况,同时“
  他以法国大革命中马拉'1'和丹东'2'自诩。我认为,长勇是个极端爱耍花招的人,另一方面又十分残暴,在性格上,同马拉、丹东等人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事实。
  '1' 马拉(Jean Paul Marat, 1743~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政治家、学者。1793年5月参与领导和鼓动人民起义,推翻吉论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派专政,同年7月被暗杀——译者'2' 丹东(George Jacque Danton,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公开反对雅鲁宾派政府的革命恐怖政策,1794年被捕,不久被处死——译者
  对镇江附近的俘虏所进行的善后处置,即使人数是大量的,如果冷静对待,也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没收他们的武器,释放回乡。因为战场是中国的领土,这样做非常容易。可是,长男十分残酷,他借口要对通州事件进行报复,以致进行大量屠杀。尝过一次血味的人,只把杀人当作家常便饭,往往与猛兽没有两样。这些官兵在镇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鲜血,他们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其残暴性有增无减。总之,当时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杀事件,是长勇一个人独断独行引起的悲剧(第四十四至四十八页)
  就是这样,田中隆吉大约在事件发生后四个月,从长勇大佐那里亲耳听到屠杀三十万俘虏之事。诚然,长勇大佐这个人的性格大概是异乎寻常的,可以认为,这些事,他是做得出来的。然而,尽管他多么反常,能相信一个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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